志愿军的雷霆反击，不但让阿伦丢掉了乌纱帽，还把美国逼到了角落里。
黄峙博还没有回到北京，林德伯格就急不待的签署了解除联军总司令职务的命令，由联军空军司令杜立德中将暂代阿伦。
解除联军总司令的职务，只需要一份文书，扭转战局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几天前，没有任何人会相信，志愿军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彻底颠覆整个东线战场，一举歼灭两个美军陆战师。
谁也无法否认事实，更不能改变事实。
摆在美国当局面前的问题是：是否有必要继续打下去。
几个小时之内，林德伯格在白宫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
虽然主导美国重大国家战略的不是军人，而是文职官员，但是在战争问题上，林德伯格更加重视军人的意见。
收到阿伦放弃第一陆战师的消息后，林德伯格就召开了参联会会议。
作为上将，钱德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虽然第一陆战师还没有投降，一些将军也认为第一陆战师不会投降，但是谁也不怀疑第一陆战师的结局。在撤退无望，突围更加无望的情况下，第一陆战师肯定会全军覆灭，而且要不了多久。
从军事上讲，联军在东线战场上已经彻底战败了。
问题是，在西线战场上还有希望吗？
钱德勒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复：在第二十四集团军即将入朝的情况下，联军很难在西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有了这个结论，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得多了。
在东线彻底战败的情况下，又不能在西线发动进攻，联军要想自保，或者说保住已经取得的战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等到志愿军调整过来，肯定会再次发起进攻，而且会以收复平壤为主要目的。
问题就在这里，联军能够守住平壤吗？
虽然参会的大部分美军将领都认为，在拥有四个陆军师的情况下，加上韩国即将进行第三阶段战争动员，联军有机会守住平壤，但是在林德伯格让他们表态的时候，没有一名将军敢肯定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美军将领没有必然的把握。
用钱德勒的话来说，就算联军能够遏制住志愿军的第二次进攻，也无法让志愿军就此放弃进攻。只要平壤还在联军手中，志愿军就不会放下武器，战争就会持续下去，而联军不可能永远确保守住平壤。
关键就是，美国无法承受过于巨大的战争伤亡。
这下，难题交到了林德伯格手上。
作为美军总司令，林德伯格必须做出决定，即是否在局势仍然对联军较为有利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还是继续打下去，争取更好的结果。
对林德伯格来说，这无疑是一场豪赌。
只是，这场豪赌的风险与收益难成正比。
赌赢了，联军最多打赢第二场战役，遏制住志愿军的进攻势头，却无法彻底瓦解志愿军的战斗意志，只会逼迫志愿军发动规模更大的第三次战役。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战争决心，甚至有可能迫使中国投入更多军队，增强志愿军的进攻能力。对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在战争结束之前承受更大的伤亡。
赌输了，联军不但会丢掉平壤，还很有可能丢掉整个西线战场。与东线的情况一样，联军在战役失败之后，肯定无法站稳脚跟，甚至得一路退到开城。因为朝鲜西部地区的地势较为平坦，没有多少险要，还有着较为完善的铁路与公路系统，所以退却开始后，很有可能演变成溃退。
把全部赌注，或者说美国的命运押在一场战役上，显然不对林德伯格的胃口。
作为一名政治家，林德伯格非常清楚，绝对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军事会议结束后，林德伯格召开了内阁成员会议。
作为CIA局长，钱德勒自然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
与将领的乐观相反，文职官员都不是很乐观，其中国务卿斯特劳斯最为独特，一开始就提出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
在很多内阁官员眼里，美国已经输了，或者说离失败不远了。
继续打下去，只会平添伤亡，根本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有趣的是，在是否要打第二场战役的问题上，内阁官员反而更加积极，连斯特劳斯都认为，很有必要在战场上挫败志愿军的锐气。
文职官员的这种态度，非常直接的反映出了美国面临的矛盾选择。
在打输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显然对美国不利，而且很有可能导致美国在谈判桌上输得更惨。只有在打了胜仗，至少在战场上遏制住了志愿军之后，美国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与中国达成较为理想的停战协议。
问题是，打不打，或者说能不能打，并不是由内阁官员的意志决定的。
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美国面临着很多难题。
最突出的，莫过于巨大的财政压力。
虽然只打了两个月，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已经为这场战争支付了四千五百亿美元的特别战争开支，而且还要在接下来的半年内，拿出一万二千亿美元，为军队采购武器装备，购买弹药物资，以及支付伤亡官兵的抚恤金。
这些钱，都得由联邦政府掏腰包。
对于已经捉襟见肘的美国联邦财政来说，支付一万六千五百亿美元的战争开支，绝对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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