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二月下旬，俄罗斯进攻伊朗的征兆越来越明显。
当时，最明显的征兆就是，进入外高加索的俄军突然在十二月十九日，停止了边境地区的巡逻活动，也就是突然安静了下来。可以说，这是非常反常的事情，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俄军特种部队一直在边境地区活动，还经常渗透到伊朗境内，期间还与伊朗军队发生过小规模战斗。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名叛逃的俄军军官带来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
当时，伊朗军队与情报机构都不太重视，认为这是俄军设下的圈套，故意向伊朗泄露错误信息。
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叛逃的是一名高级军官。
直到两天后，李明阳得到消息，才立即联系伊朗情报机构，希望能够让军事情报局审讯俄军军官。
虽然当时伊朗还不是中国的盟国，但是两国在情报领域已经展开合作。
很快，李明阳就认为，这名俄军军官不是间谍，而且带来的情报很有价值：俄军将在二十四日夜间攻打伊朗。李明阳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有两个，一是这名俄军集团军参谋的母亲是一名伊斯兰教徒，有较强的亲伊斯兰思想，二是他在三个月前受到俄军安全机构调查，差点被革职，调查原因就是他的亲伊斯兰倾向。在获知俄军即将进攻伊朗之后，他才带着俄军的作战计划逃往伊朗。
李明阳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离战争爆发只有四个小时了。
可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四个小时。
在李明阳发出警报后，伊朗情报机构将信将疑的通知了军方。虽然延迟了两个小时，但是伊朗军队、特别是伊朗空军立即采取行动，让绝大部分战斗机升空待命，并且让防空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此举，至少拯救了伊朗空军三分之二的作战力量。
二十四日夜间八点，在伊朗大部分军队用晚餐的时间，俄罗斯空军首先发起突击，重点轰炸了伊朗空军基地。
当时，已经是北京时间二十五日凌晨了。
收到消息后，牧浩洋立即召开视频电话会议。
会议进行中，戚凯威收到了虞世辉发来的消息，美以联军在贝卡谷地、戈兰高地与德拉方向上发动大规模进攻。
显然，美以联军与俄军早就协调好了。
虽然在此之前，戚凯威与虞世辉都料到，美以联军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而且很有可能与俄军入侵伊朗同时开始，但是在最初几个小时内，中东的前线局势依然非常危机，几乎有被美以联军突破的危险。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贝卡谷地北面，也就是霍姆斯附近。
策划该方向上进攻的，正是罗林森。
事实上，罗林森在拿三个美军师进行一场豪赌，他押下的赌注是两个师，而希望赢得的是叙利亚战场上的最终胜利。
必须承认，罗林森太求胜心切了。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虽然巴拉姆放弃了原先的主张，不再反对发动进攻，但是强调了两点，一是进攻必须有限度，不能把好不容易获得的兵力赔进去，另外就是不要在贝卡谷地方向上下重注。
作为以军、乃至联军最出色的陆军指挥官，巴拉姆不可能不知道贝卡谷地是个陷阱。
虽然最初踩进这个陷阱的也是巴拉姆，但是他非常有分寸，一直把贝卡谷地当成牵制叙利亚军队的次要方向，而且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在德拉会战结束之后，叙利亚有三分之一的军团聚集在霍姆斯附近，而以军在这边只动用了三个常备旅有五个预备旅，效费比高得惊人。
可惜的是，罗林森显然不愿意听从巴拉姆的建议。
在他看来，如果按照巴拉姆的说法去打，就等于让巴拉姆做主，而他在联军中的地位必然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罗林森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想法，就是证明巴拉姆是错误的。
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能毫不费力的把巴拉姆拉下来，把自己推上去，成为联军的实际指挥官。
如此一来，罗林森就得在贝卡谷地打一场好仗。
结果就是，他把第一装甲师与第三步兵师派了过去，还从以军那里获得了两个额外的常备装甲旅。
按照他的部署，只有第四步兵师留在戈兰高地后方。
这下，罗林森的进攻意图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
早在三天前，蒋博文就注意到了美军的调动，并且向虞世辉做了报告，要求让新到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守卫南面防线，以便把第十三集团军的主力派往霍姆斯，在贝卡谷地北面狠狠教训美军。
问题是，中国军队内部也存在分歧。
虽然有足够多的迹象表明，美军把重点放在了贝卡谷地，但是虞世辉却认为，贝卡谷地并不适合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因此觉得这里不是主攻方向，美以联军仍然会在戈兰高地与德拉附近发动主攻。
客观的讲，虞世辉的判断也没有错。
要知道，贝卡谷地确实不适合大部队突击，因为太狭窄了，而且道路条件太差，根本支撑不了大部队作战。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
在仔细分析了战场局势之后，虞世辉觉得有把握打一场战略反击战，即利用新到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在德拉附近痛击美以联军。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第十三集团军必须承担大部分防御任务，并且在防线上消耗掉美以联军的进攻部队，挫败其进攻势头，为第二十七集团军创造反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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