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保罗.陶德曼博士是德意志帝国驻中国的大使，在武汉和北京任职多年。不过在被派来中国之前，他还在日本任职五年，担任驻神户总领事和驻日大使助理、临时代办。在更早的1907-1914年间，他还在俄国担任外交官。可以说，他的整个外交生涯，就是围绕着俄国、日本和中国展开的。
因此从1939年初开始，他就成了协调苏日关系的核心人物，频繁往来于武汉-海参崴-东京三地。根据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指示，他的任务是免除日本帝国南进的后顾之忧。
促成日本帝国南进一直以来都是赫斯曼东方政策的核心！因为赫斯曼从来没有幻想过和美国和平共处。而要和美国开战，自然少不了日本在太平洋方向上进行牵制。
为此，德国从1928年起就逐步和日本靠拢，展开了长达10年的日德经济技术合作。而日德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则是增加日本帝国在海上和空中的武力。
而在经济技术合作之外，协调日本和德国的另一个合作伙伴苏联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日本帝国南进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毕竟日本的国力有限，根本无法同时承担北上、西进和南下三大任务。
而且，由于苏德关系的地位在日德关系之上，一旦日苏之间的矛盾升级为武装冲突，德国将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虽然德国不可能直接出兵去和日本作战（在赫斯曼看来也无必要，因为日本陆军根本打不过苏联红军），但是所有的日德合作项目都必须停止，这必将会严重影响日本未来的南下作战。
但是这种协调政策到1939年初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苏日之间关系出现了急剧恶化的趋势。
因此陶德曼这个德国驻中国的大使，就忙着在苏日之间进行斡旋了。
不过还没等到他的斡旋取得成功，希特勒和斯大林这对“社会主义的亲密战友”就在里加会面，随后发表了《解放者宣言》。“宣言”虽然不是针对日本的，但还是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陶德曼博士的斡旋带来了不少麻烦。
从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容克52客机上下来，陶德曼博士就感到了日本方面的态度变化。
舷梯下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几个日本高官前来迎接，只有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和德国驻日武官尤金.奥特上校，还有一位日本外务省负责东亚事务的局长石射猪太郎。他曾经在上海和武汉任职，和陶德曼是老相识。在1937年3月担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后，就成了日本方面具体负责苏日协调的官员。
“这位猪太郎总算是来了。”陶德曼心想：“这说明日本人并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
“猪太郎，”陶德曼快步上前，操着流利的日语，“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他和猪太郎握了下手，后者则弯腰鞠躬，说：“大使先生，今天外务省有重要会议，大臣和次官都分不开身，只有在下比较空闲，所以就来机场迎接了。”
“哦，是这样啊。”陶德曼哈哈笑了笑，仿佛毫不在意，又去和狄克逊大使、奥特上校握手寒暄。这两位的脸色都颇为沉重，看来日本方面正在疏远德国。
短暂的寒暄过后，陶德曼和尤金.奥特上校就上了一辆德国大使馆的奔驰W07轿车，而狄克逊大使则和石射猪太郎上了日本外务省派出的一辆日产70轿车。两辆轿车一前一后，就往东京市区而去。
坐在轿车里的陶德曼留心观察了一下东京的情况，这座由大片低矮的木板房和少量西方式建筑组成的日本帝国的首都，此时看起来非常繁华。街头有不少汽车在行驶，这说明日本还没有对汽油进行严厉的管制——这可能说明了日本尚未决定和苏联开战。
“他们并不想打仗，是吗？”陶德曼问身边的奥特上校。
“大使先生，应该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打仗。”尤金.奥特上校说。“局势的变化太过剧烈，远远出乎了日本的预料。而且他们的陆军准备不足，只有17个武器装备相当于波兰步兵师的师团和一些独立的旅团，满员率也不是很高，靠这些兵力很难取胜。
为此，日本军方内部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趁着苏联在西线陷入战争的机会，扩大日本的利益，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目前发生的变动无损日本利益，因为对方已经保证了日本现有的权益不会受损，并且愿意继续提供廉价的煤炭、铁矿石和有色金属，而且数量将比过去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毫无必要，风险也难以控制。”
“那么他们知道帝国的立场吗？”陶德曼马上追问。
“狄克逊大使已经将帝国的立场清楚告知了日本外务省，”尤金.奥特上校说。
“那么英美法呢？”陶德曼问，“他们驻日本的大使做何反应？”
“英美法都支持日本，”尤金.奥特说，“他们希望日本陷入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地面战争，这样日本的海上力量就不会威胁英美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了。正因为英美法的态度，所以现在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都分裂成两派，争吵不休，今天还要召开五相御前会议，讨论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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