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6攻击机算是刚刚赶上柏林战役，该攻击机1944年11月才正式投产，截止到1945年2月，一共也有50多架。其中一半都在训练中心肩负种子飞行员教学任务，仅仅有24架投入到了攻柏林的战斗。
可能有同志要说了，不就是一款数量很少的攻击机吗？有什么稀奇的，至于大书特书吗？前线红军不是还有两万多架伊尔-2和苏-2/3吗？
之所以要特别提一下这个苏-6，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该机在红军中的定位非常特殊。用空军元帅阿尔克斯尼斯的话说：“该机是一种真正肩负精确打击使命的攻击机！”
苏-6从设计之初就具备了精确打击能力，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卖点。当时红军第一代激光驾束指导的Kh-1已经服役，不过前面说过了Kh-1的性能并不理想，激光驾束制导对载机的限制太大了。所以红军一面将Kh-1改进为Kh-2，另一面也在发展半主动激光指导的Kh-3以及电视制导的Kh-4。其中Kh-3因为难度太大，一时半会儿进展并不是太大。反倒是电视制导技术因为元件成熟得以先一步入役。
Kh-4电视制导导弹很快就进行国家靶场试验，并取得了圆满的效果。重达一吨的该型导弹最大射程15公里，携带有一枚500公斤弹头，给图系列轰炸机改装专门的瞄具之后就可以使用。
当然，Kh-4的重量还是有点过大，一般的攻击机携带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该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产量还有点问题，无法投入量产。所以经过李晓峰建议，拆除Kh-4的发动机将其改造成电视制导炸弹，这也就是后面的KAB-250、KAB-500、KAB-750和KAB-1500的源头。
为了兼顾攻击机的体格，最开始生产的是KAB-250和KAB-500，比如苏-6的标准作战模式就是携带两枚KAB-250和和四枚RS-82火箭弹。如果要对付比较坚固的目标就换成两枚KAB-500炸弹。
苏-6标准的作战模式就是飞行驾驶飞机抵达目标上空，等待后座的无线电兼瞄准手确认目标。当目标确认之后，飞行员进入攻击航线，保持速度和航线直到投弹。而瞄准手需要做的就是将瞄准镜的十字光标牢牢地压在要攻击的目标上（直到击中为止）。
早期的KAB-250和KAB-500命中精度大概在15米左右，适合摧毁坚固的地面目标，比如说桥梁和碉堡，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攻击低速移动的地面目标，比如说之前提到的那些纳粹超重型坦克。
KAB-250装药在87公斤左右，而KAB-500装药则在195公斤左右，在十米半径内足够给纳粹的超重型坦克造成毁灭性杀伤。而且技术比较好的飞行员投弹精度还不止10米，有战场记录显示，一名叫彼得的投弹手两次进入攻击航线投弹，第一枚KAB-250将敌人碉堡炸开了一个窟窿，第二枚则投入了这个窟窿，简直是神乎其技。
当然，柏林上空并不是特别的安全，为了保卫首都，纳粹在柏林周边云集了大量的战斗机和截击机疯狂的拦截红军的进攻集群。惨烈的空战时不时就要爆发。
列夫米拉，这个名字对于十月革命之后出生的新一代俄国人来说实在是太常见了，在曾经被认为最可能获得世界革命胜利的1920年，广大革命者的孩子都会取名叫列夫米拉。就像1949年出生的华夏孩子叫建国，1958年的叫跃进一样。
不过现在要提到的这个列夫米拉有些特殊，他有一个在苏联极为特殊的姓——托洛茨基。姓这个姓的俄国人可是不多，出名只有一个，那就是十月革命的二导师。而这位列夫米拉还恰巧就跟托洛茨基有关系。这位1920年出身的男孩子是托洛茨基的幼子，拜某仙人这只蝴蝶所赐二导师在1920年多了一个儿子，而这个小子还真是不太省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和他的父兄的性格完全不同，他的父亲和兄弟都算是知书达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列夫米拉则从小就不愿意上学，成绩更是万年的吊车尾。更可怕的这还是个坏小子，最喜欢恶作剧，捉弄同学捉弄老师，反正是一刻不得消停。如果不是因为托洛茨基的关系，这个小子连小学都没办法毕业。
1938年，十八岁的列夫米拉终于摆脱了学校，中学毕业的他死活不愿意上大学，用他的话说：“宁愿去工地搬砖，也不愿去象牙塔里发霉。”
当然，作为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米拉想去搬砖是绝对不可能的，就算托洛茨基同意他的夫人也坚决不同意。所以列夫米拉被安排去了银行上班。作为一名实习生，穿着黑色的制服、白色的衬衫，他每天的具体工作就是给银行墙上悬挂的木制大钟上发条以及换日历。每天上午九点，银行准时开门营业，下午五点准时关门。日复一日循环往复。这种机械单调的生活让年轻的列夫米拉无法忍受，他小时候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乖孩子，长大了就更不是了。所以他对大钟的敌意与日俱增，对他而言，指针清晰的滴答声似乎不断地提醒着他生命正在被无意义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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