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中地区由两大内陆河流域组成，一条是药沙河（今锡尔河），一条是乌浒河（今阿姆河），萨曼王朝的精华地区就位于这两大内陆河流域中间——乌浒河的支流那密河沿岸，萨曼王朝最大最繁华的五座城市——那密、撒马尔罕、贵霜、木鹿、布哈拉，全都位于这条支流的沿岸，因这个地区位于两河之中，故称“河中”。
天策四年六月，西域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这也正是药沙河河水大盛时期，萨图克那边才攻克布哈拉，马上将战略重点转向东方，布哈拉局势未稳，他的大军一时无法东调，因此用的办法是派遣游骑兵巡河，主将是伊斯塔。
伊斯塔熟悉萨曼情况，又进入河中作战经年，可以说正是本土用兵。张迈、郭洛、郭威等唐军大将却都是靠着情报用兵，虽然说军中有不少向导，甚至还有许多河中地区的兵将，但是这并不能够抵消核心决策层没有本地人的缺憾，因此在用兵上显得比较谨慎。郭洛和郭威都认为，形势到了如今的地步，打败萨图克也不算奇功，要小心的反而是遭遇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那样由盛转衰、被人以少胜多的巅峰之败。
“如今我们身在异域，可能会水土不服，地理不熟悉，若完全依靠西鞬降降也有一定风险，补给线又长，将士屡胜之余都有了骄心，一旦被对方找到一个破绽，那就千里堤防，溃于蚁穴了。”郭威认为，现在天策唐军的种种特征，和赤壁之战前的曹操军有很多的暗合处，因此需要小心。
郭洛亦道：“我们是远来之军，这一百多年，天方国家的宣传是以天方教为正统，以大唐为外国，因此我们进入在河中地区百姓心中乃是侵略，对我们的来意还存着戒心，十万大军可以是很大的兵力，但放到方圆千里之中却只是很少的人。因此用兵宜乎谨慎。”
这时候，马继荣提出了天方教问题——在河中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宗教问题，这里和宁远、碎叶、疏勒不同，宁远、碎叶、疏勒在唐军进入的时候，都是刚刚确立起天方独尊政策不久，境内还有许多的非天方教徒，甚至天方教徒本身就有许多是刚刚皈依者，信仰并不坚定，因此唐军一推出宗教自由、宗教平等政策，非天方教徒就都十分拥护，天方教中的初皈依者也没什么抵触，张迈的宗教政策受到的压力就很小。
“可是，河中这里不一样啊。”马继荣道：“天方教在这里植根已近百年，百姓信仰天方教信到了几乎迷信的地步，简直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这里就是天方教的教土，所有天方教的一切他们都认为理所当然，所有跟天方教抵触的一切他们都认为是邪道、是魔鬼！我们若还要推行宗教平一政略，只怕会引起轩然大波！”
张迈问魏仁浦，魏仁浦道：“新立之国有两种治政，一是从俗而治，一是从正而治。”张迈问：“什么是从俗而治？什么是从正而治？”
魏仁浦道：“当年西周征服商朝，分封列国，在离镐京最远的东方，安下了两个大国，一个是姜太公的齐国，一个是周公的鲁国。”
姜太公就是姜子牙，是周朝的开国丞相，又是伐商的统帅，同时还是姜氏一族的首脑——历史上姜子牙可不是那种“渭水遇文王”的白丁，而是一大族系的首脑，他和周文王之间的关系不是“知遇”关系，而是一种政治联合，伐商的联军，就是以姬、姜两氏联合作为核心班底。至于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这等亲近关系就不烦赘述了。
魏仁浦继续道：“西周初年，整个天下还未稳定，尤其是东方！而这时候周武王又忽然病逝，周公不得不居镐京摄政，而派了儿子前往封国鲁国，同时姜太公也去了齐国。但两人治理国家的手法却完全不同：姜太公是从俗而治，就是不改变齐国原本的习俗，因应当时的环境与民情，所以见效很快，三个月就回报镐京说齐国已定。周公的儿子到了鲁国，却是从正而治，就是用西周正统王朝的礼乐文化，一项项地教会了鲁国的居民，硬是将他们改造成了周人，因此整整用了三年，才算成功。”
张迈问道：“那么是从俗而治的好，还是从正而治的好？”
马继荣也读过不少书，见魏仁浦尚在沉吟，即说道：“姜齐从俗而治，见效快，而且其后齐国之强，与周同始终，为诸侯之长三百年，称霸春秋战国五百年！鲁则一直有名无实，从西周初期数一数二的大国，到春秋沦落为第二流国家，到战国已全不入流！因此齐政优于鲁政，更何需言？”
张迈也沉吟着，不置可否，又问魏仁浦：“你的看法呢？”
魏仁浦道：“若论齐、鲁的差别，确实是齐强而鲁弱，然而鲁国后嗣延绵不绝，几乎与周代同始终，齐国却自春秋而斩，进入战国之齐国已经被田氏替代，虽然还叫齐国，却已经不是姜齐，而是田齐了。鲁国虽弱，却衍为文宗，春秋以后道统全从鲁而出，儒墨两家都从鲁起家，声势之盛故不待言，汉家道统，主干也都从鲁文而来——此是两周已灭，而鲁能存周道统正宗之故。当年则齐强而鲁弱，今日之山东地面，称鲁而不称齐。当年则齐盛而鲁衰，今日华夏文统宗鲁，而齐国之俗则泯于千年之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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