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承祚的名义，上的辽宁建省的奏疏送到了京城，因为毛承祚是副总兵，属于军职，所以最早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的手里。梁廷栋一看内容，不属于他管，就转到了首辅周延儒的手里。周延儒一看就知道，这事情与朱家有关，于是就把朱大典的另一份关于内务府在山东的产业（就是皇上的产业）纳税的奏章放到一块，交给崇祯御览。朱家的奏章谁都不敢碰，这都成了惯例了。崇祯看了也是头疼，于是就召周延儒、梁廷栋、吏部尚书王永光单独奏对。在崇祯的眼里，东江镇还是兵部的事情。
对于官绅一体纳粮，在官绅阶层有阻力那是必然的。作为官绅阶层的最顶尖的代表，崇祯皇帝那里却是阻力最小，甚至是赞同的。他被钱粮困扰的走投无路，眼看着那些王爷、贵族、大地主都比他当皇帝的有钱，他心里能平衡？能不着急吗？他早就想收他们的税了，甚至想狠狠的刮他们。但是，他不敢，官绅基层是他做皇帝的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他的位子也就坐不稳了。明朝的皇帝因为没有传国玉玺，心里没底，总是忐忑惶恐的，明朝的内阁大臣那么强势也可能与此有关。朱大典自己跳出来替他办这件事，他求之不得。在他看来朱大典就是为君分忧，可赞成的话他也不能说，这需要臣子说，他点头就可以了。
朝堂上的大臣们，对官绅一体纳粮的政策阻力也是比较小的。因为，他们整天站在朝堂上，深知朝廷没钱的危害。只要稍有良知，也必然是赞同的。
梁廷栋心中郁闷，心说建行省的事情与兵部何干？皇上召见又不敢不去，只能硬着头皮和周延儒来到平台，叩见崇祯。他们见到吏部尚书王永光已经先来了一步。
崇祯四年三月初三，又是一次关于朱家的召对。
崇祯也是先易后难，拿出要皇上纳税的奏疏，递给三人传看。说道：“三位爱卿看看，这个条陈可行吗？”
梁廷栋看完就放心了，这事儿与我没关系，听着就行了。周延儒就不用看了，奏疏是经他手递上去的。听了皇帝这句话也彻底明白了，这个事，皇上明白的很，只是不好开口，要找个下台阶。做臣子的就要为皇上分忧。自己这个首辅赖不过去，于是只能说话了。
做臣子的揣摩圣意那都是高手。皇帝的态度已经明明白白了。如果是不同意，那里还有议论的余地。敢收皇帝的税！一顶大不敬的帽子扣下来还有好？皇帝问：可行吗？那就是同意了，自己能装傻吗？
于是他说：“启奏陛下，按说以陛下的九五之尊是不能纳税的，在山东的皇庄和内务府产业，那是给地方上的荣耀，给他们一个尽孝的机会。他们岂敢提收税之事。皇上做个表率，拿出几百两银子也无伤大雅。但是，有了皇上的示范，山东还有人敢不交税吗？朱大典这是拉大旗作虎皮，给自己壮门面那。须知山东还有两位王爷和一个桁圣公，他请皇上的尊位，是给这三位看的。国库空虚，朱大典能多收一点还不是交到国库里。以臣下之见这个奏疏就准了。”
山东的皇庄有几千亩良田，按百分之二的土地税也就是二三百两银子。商铺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所以皇上一年下来拿这点钱是不多的。可是收来的税就是数百万两了，权衡下来谁重谁轻一目了然。
旁边的王永光看着是个机会，赶紧插话道：“陛下，今日京城里出了一份‘中华日报’，臣买了一张，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的是大明的官军保护了士绅，大明的官府维护了士绅，士绅则有供养官军、供养官府之则。因此，士绅需纳税、纳粮。以此之道，王爷、桁圣公自然要纳税纳粮了。臣以为此论得当。”
崇祯皇帝点点头，说道：“好了，就照你的意见，内阁票拟吧。你们再看看这一份奏疏。”票拟就是批注意见，然后交给秉笔太监用印，就是圣旨了。
说着，把那份辽宁建省的奏疏递过去。这份奏疏周、梁二人都看过了，但还是接过来又看了一遍，最后到了王永光的手里。
这份奏疏有两点需要议论：一，是是否同意建省。二，是委派官员名单。
毛承祚到东江镇之后打下了安东、新义州，朝廷是知道的，但是地盘还是太小了一点。皇上是个什么态度周延儒还没有揣摩透，因此就不想表态。他看着梁廷栋，意思是让他先说。梁廷栋办事莽撞，但是他还是知道，这个事不归他管。所以只是低着头，并不表态。这一下难办了，周延儒只能紧急的思索着如何能模棱两可的表态。
崇祯等不及了，点了周延儒的名：“周爱卿有何见解？”
周延儒还没有想周全，慌忙说道：“陛下，辽宁......这个......”
他脑门有点要冒汗。
崇祯很是不解，不由的看着他。
人要是急了也能冒出急智来。他赶紧说：“辽宁建省地盘是小了一些，但是作为鼓励边军将士也无不可。可以以此要求毛承祚进兵攻击后金，若胜，扩大一些地盘疆界，作为一个行省也就勉强了，同时削弱了后金，一举两得。若败，则消减了朱家的军力，也未见得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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