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日报现在已经是真正的日报了，每天都出版，报纸上天天报道黄河堤坝工程。某区段原来存在什么隐患，针对这些隐患需要采取哪些修缮措施，天气情况，水位变化，某日某区段开工，有多少民工，挖了多少土方，河堤加高多少，民工每日的饭食情况等等，报纸上天天报道。
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士绅的评论，对于朱家的赞扬，对河道慈善会和桁圣公的吹捧，如此等等，这些报纸上的内容，让朝廷大佬们无地自容。
这件事又给朝廷带来了冲击，御史言官们就是朝廷的舆论向导。
修河堤历来是朝廷的工程，而且是大工程，几万人在黄河沿线一路铺开，工程浩大，可是没有朝廷什么事，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天下？
朝堂上的大佬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河道衙门，如果让河道衙门主持黄河河堤工程，那么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年初之时河道衙门和山东巡抚衙门联名上的修缮黄河河堤的奏疏，大佬们和皇帝都知道，还专题议论过。可是无奈国库里白银紧张，边关、西北都在用兵，虽然与往年相比，由于山东、台湾增加的赋税使财政略有好转，仍然入不敷出，修河堤支出数目很大，所以这一议案就被否决了。哪成想朱家搞了个河道慈善会，聚集了大笔资金就动了工。按说这也是好事，朝廷也就没有过问，可是现在却成了问题。
河道衙门在济宁，召见河道都御使不是那么方便，刚好杨嗣昌从济南卸任回来，于是崇祯就召见了他，询问商议河道之事。
崇祯问道：“杨爱卿，你才从山东回来，那里的事情应该知道的多一些，黄河河堤修缮可否由河道衙门主办呢？”
杨嗣昌答道：“陛下，微臣在山东事情不多，起居出行并没有限制，交往还是比较广泛，因此，山东的事情微臣还是知道一些。今年汛期之前，河道衙门是不能介入了。原因是工期紧张，工程管理必须高效率，否则不足以安全度过今年的汛期。官府的管理效率众所周知，微臣就不说了。所以，不管是谁说话，朱家决然不会交出工程管理的权利，这个情况不是秘密，山东的士绅都知道，因为他们也是捐了钱的，并且他们自己就生活在黄河大堤之下，休戚相关，他们也不能同意河道衙门来管理。”
崇祯默然，官府的信誉竟然如此？
过了一会，崇祯说道：“那汛期之后呢？是不是河道衙门就可也接手了？”
杨嗣昌答道：“是的，朱大典就是这样打算的，汛期过后他自然会找官府，他认为只有河道衙门才能顺理成章的调动各方官府，调动民力，使工程更顺利的进行。”
崇祯长出了一口气：“如此甚好！”
见到皇上如此，杨嗣昌十分不忍，于是说道：“陛下，若汛期后河道衙门接手，则河道衙门就不是朝廷的衙门了，而成了金华朱家的河道衙门了。”
“什么！为何？河道衙门的官员是吏部委任的，怎能成了他朱家的？”
“陛下勿惊，官员是朝廷的，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但是官员的心却在他朱家一边，换谁去也改变不了，除非朝廷把修河堤的银子拿出来。”
“这是为何？”
“陛下，我朝廷的地方官，无论县、州、府、省他们除了俸禄之外都有两项合法的收入：一项是火耗，一项是税卡。其实还有贪墨，只是大家都明白，谁也不说破而已。否则，他们连幕僚、师爷、书吏、轿夫、下人都用不起。”
明朝官员的俸禄很低，但是开支却不少。
比如知县月俸七石五斗，折合年俸90石。按崇祯初年稻米每石一两左右白银计算，合月薪七两五钱折合人民币相当于3750元。崇祯之前稻米每石只有八钱银左右，就更少了。
可是知县的一应办公费用都要从他的薪俸中支出，笔墨纸砚、桌椅板凳、官衙维修（所以有官不修衙的说法，不过倒是避免了大肆扩建楼堂馆所，当官的绝对不会自己掏钱建设豪华办公楼）、出差旅费（没有公费旅游），这还是小支出。大一些的有：幕僚书办、勤杂下人、轿夫保镖，这些人都要官员自己雇佣、供养的（也避免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还有更大的支出：迎来送往、礼尚往来、孝敬上司、打点关节，对上官的冰敬、炭敬（冰敬、炭敬是规定，必须要拿出来的，只是没有规定数量）。所以各级官员必须拼命的想着法的捞钱，地方官们有火耗，淋尖踢斛，设卡收税等。每逢朝廷修建工程或赈灾时，都是各级官员大捞的最好机会，除此之外徭役，征派都可捞钱。总之所有办公之事都要和捞钱联系起来，没钱可捞的活自然没人干。
守规矩的清官不是没有，明朝的海瑞就是货真价实的清官，他的官不小，上下班自己走，非必要时绝对不坐轿，过年亲自上街，当掉一些物品买回三斤肉，除了外边罩的官袍，其他的衣服都有补丁，他的家用是靠他母亲织布来维持......他死的时候，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什么也没有，棺材都买不起，是旁人赠送的。
能要求所有的官员都像海瑞那样过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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