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日瑞之所以耗费时日考察了泾河的治理又考察神木煤矿，就是因为他面临着一个抉择——跟谁走？要不要追随朱家？这是当前大明的官员们普遍存在的问题，只不过甘肃的位置比别人更加急迫。
洪承畴这一路上基本没有接触各地的官府衙门，他就是要看实际的工作效果。因此林日瑞除了查看现场的情况之外，一路上还不断的提出有关议会、官僚机构的话题来询问洪承畴。这些内容，只要经常的看中华日报也会有所了解，林日瑞就是要了解陕西的实际情况。
其实宪政的最大区别就是谁说了算数的问题。陕西的议会属于初建，尚没有太大的权利，只有一个财务公署在监督着官府衙门的财政，仅此一个权利已经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议会没有收钱、花钱的权利，可是每一笔财务的收支都在议会财务公署的监管之下，这是廉政的基本保证。除此之外，大明官府原有的监督机构也都保留下来，因此，可以说联省对官府的监督机制是完善的。
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官员是否得力就是关键，联省的各种办法制度，归根结底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府。
像林日瑞这种大明的官员们要选择投奔朱家也是不容易的，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是与投靠后金、清国，投靠乱民造反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心理上的阻力也就差了很多。朱家承认自己是大明的子民，也不想推翻大明的皇帝，只是要皇帝放权。像洪承畴等人投靠过去没有太大的心里障碍。投靠朱家不是大明的叛徒、汉奸，也不是二臣。所以甘肃选择加入联省是艰难的，也是可能的。
......
五月初，洪承畴回到开封，头一件事就是研究经济制裁的方案。
需要制裁的就是拒绝为治理泾河拨款的几个省份，他们是：直隶、山西、福建、云南、贵州，其中直隶、山西属于相关省份，应交五万两，其余的三省是两万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国防军的势力基本上没有到达这几个省份（直隶例外，在直隶的大沽口，有一半的区域是控制在国防军的手中的）。
参加讨论的是执政官洪承畴，执政副官王元雅、孙元化、朱万武。本来六房的侍郎也应该参加，但是有几位还没有到任，那就是马士英、周延儒，缺员太多，就没有召集他们。
前去邀请马士英的特使说他已经答应赴任，因事延迟几日。邀请周延儒的特使说周延儒还要考虑，也是延迟几日。他们二人都是罢官在家的赋闲之人，对于他们来说，到联省任职思想阻力不是很大，毕竟联省没有造反嘛！来联省也是做大明的官员。
洪承畴说了开场白，他说道：“这五个省都很难办，我们并没有拿住他们的把柄，咱们一个一个的议一下，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
王元雅追随朱家时间最长，是朱家一系的老资格官员了，他第一个说话。
他说：“各位，我有一些想法先说一说，算是抛砖引玉吧。我想，我们使用商品控制的手段应该是比较有效的，对于直隶和山西最有效的就是粮食，这两个省都因为连年的灾荒而缺粮，只要我们停止向这两省出售粮食，他们的粮价就要上涨，粮价一动，市面上就会恐慌，他们的麻烦就大了。南方的三个省缺粮不多，但是布匹、日用百货，特别是铁制工具，对我们的商品依赖性很强，断绝这些货源他们也会经受很大的损失。我觉得商品控制比较有效，并且是有理有节。”
王元雅提出的商品控制的确是关键，联省即不能动刀兵，又不能强行封锁边界，可用的手段就是商品了，经济制裁嘛，就是使用经济的办法。
但是，贸易制裁是双刃剑，伤了敌人也伤了自己，朱家的货物卖不出去，丢掉了以前努力开辟的市场，同时也断绝了从对方手中需要购进的货物。
也就是说制裁别人的时候也要算一算自己的损失。
朱万武说道：“王大人的办法我同意，我们还要利用报纸把道理讲出来，道理讲在明处，站住一个理字很重要。要让百姓知道物品粮食短缺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同时也要反复宣传治理泾河的意义。”
孙元化说道：“我们是不是还要把握一个度，例如直隶、山西两省，他们一旦严重缺粮，就会造成市面不稳，千万不要搞出动乱来。另外也要算一算我们自己的损失，但是我估计不会很大，特别是这几个省都比较落后，没有我们必不可少的货物。损失的部分就是少卖了商品，和断绝了对于他们那里的部分工商业的支持。”
这个意见是对的，社会不稳就容易出现动乱，那样的话，损失可就大了。
洪承畴说道：“孙大人的意见我同意，这个度还是要把握的。另外就是对于这几个省我们采用同样的对策和办法，政策划一也容易执行。”
王元雅说道：“对于粮食来说，要想把握制裁的严厉程度，比较容易把握的就是粮价，我们用提高粮价的办法，而不是断粮，用价格控制压力大小。另外，高粮价造成的多余利润，要交给陕西，作为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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