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死存亡的残酷现实，加上联省开出的条件也不算太苛刻，察哈尔、绥远的两位王爷不得不接受联省的条件，为了归顺大明再一次谈判，并且是亲自前往。
按照两家联系约定，在崇祯十一年的六月初七，两位王爷带着他们的幕僚来到了宣化，与大明进行最后的谈判。大明一方依然是执政副官王元雅和朱万武前来谈判。
谈判的地点在宣化边关的城外举行，这也是为了显示诚意和避免蒙古王爷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为了显示大明的军威，联省带来了仪仗队。
双方带来的卫队都远离谈判场地100米以外列队站立在那里。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位王爷被请到了检阅台上，王元雅、朱万武居右，额尔德木图、苏和居左，站立在检阅台上。唱大明的国歌、检阅仪仗队。这个场面足够的震撼，蒙古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庄严肃穆的场面，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雄壮整齐的队伍，相比之下，蒙古王爷的军队就是乌合之众了。
谈判在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内举行。因为有了预备性的会谈，双方的条件、底线都有所了解，谈判的过程就简洁的多了，关键的一点就集中在对汉族移民人数的限制上。
谈判要从紧要处开始，也要考虑到先易后难，什么是最紧要的呢？是权利，是军权、政权。联省的态度是：军权、政权两家分享，地方军归蒙古王爷，国防军驻扎一支小军队，作用当然是防止反叛，政权两家分享，关键是纳税的条款。对此，蒙古人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第一项就是任命省级官员，巡抚、都指挥使由蒙古人提名。王爷额尔德木图当然是察哈尔巡抚，那日松被任命为都指挥使；同样的王爷苏和被任命为绥远巡抚，巴雅尔为都指挥使，布政使和按察使是联省的官员。巡抚一职有行政权，所以政权上还是两家均分。
下面划分府县，任命府县两级官员上，蒙古人比较被动，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这么细化的政权，他们是以部落为单位，部落的大领主就是首领。
联省也是尊重他们各部的大致范围，实际上也是按照各个草原、草场来划分的。知府、知县双方各任命一半人选，正副职交错任命，每一个行政单位都有联省的官员，也有蒙古人。这两个省的政权就到县一级，是比较粗放的管理，不是联省那样政权到乡。
联省也是储备了大批的后备官员的，这些官员的来源有三个：第一是政务学校培养的人才，也包括从其他方面调来短期进修的。第二是部队、吏员、雇员中有功提升的人才。第三是联省内外有功名的文人，大明朝廷的官员需要进士的身份，联省扩大到举人。不管这些人在联省辖区还是朝廷的辖区，联省都广泛的搜集，派人登门征求意见，凡是有意向到联省任职的全部登记在册，需要的时候则下调令，到政务学校短训，然后任命。这个办法就是争夺人才，有文化的总是强于白丁，是否胜任、有没有贪污腐败，那是事后监督排查的问题。
有了这些储备官员，像绥查两省的建省就有大批的官员可以调用了。
官员的任命就隐含着一个原则问题，那就是纳税，受灾可以减免，应当纳税之时则必须纳税，这是检验政权是否有效的标准，抗税就要法办！
军队定编的问题倒是不难，这是由于蒙古人的军队来源其实是全民皆兵，需要打仗的时候，每户出一丁，军马武器都是自带，集合起来就是军队。他们平时只有王爷的卫队，大小领主也有自己的亲兵，这些才是职业军人，但是人数极少。所以限制他们的军队总数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其实军制改变之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王爷们不能再随意的向牧民抽壮丁了，在和平时期看不出来，一旦需要征兵的时候需要联省衙门的政令，如果蒙古人依然私自决定向牧民抽壮丁那就违法了。
其他的如解放汉人奴隶的问题，开矿山，工商经营贩运的问题，开设银行等等都要谈，定下原则。
比较麻烦的移民问题，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对于绥查每一个省，每年的移民数量低于三万人，两个省合计就有六万人了。
绥查两省的蒙古人口各自都有三十万左右，按照这个数字，十年之内汉族人也不会超过蒙古的人口，蒙古方面应该可以接受了。实际上，大明的北方各省的人口不是很稠密，如果不动员南方的人口，每年能够移民六万人，这个数字也够用了，何况联省需要移民的地方还很多，蒙古方面即便不谈限制条件也不能有太多的移民，这是他们自己担惊受怕的结果。
原则谈定，细节由双方的低一级的官员进行谈判制定，然后双方签字画押就算完成了，其结果还是双方满意的。
完成了谈判签字之后，任命额尔德木图为察哈尔巡抚、苏和为绥远巡抚，联省衙门开始委派任命各级官吏。在这批官员中出现了钱谦益的名字，他被任命为察哈尔省的布政使，众所周知，他是此时的东林党领袖，因为“朱公论政”一部著作在联省内大红大紫。类似的还有一位名叫顾炎武的，他是钱谦益的学生，被任命为绥远省的布政使。顾炎武是明末的名人，头衔很多，例如：思想家、史学家等等，但是此时他还很年轻，二十多岁，还没有那么大的成就和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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