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是中国之主。然而海外垦荒的土地，不属于中国，不属于九鼎的天下。因此，朕不能妄居为其主人。”李治耷拉着眼皮，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的内阁们很熟悉这个表情，这说明这个油滑的圣人正在耍赖皮，试图回避这场争论。
“陛下，你这是……你的开疆扩土的功绩，可以比肩三皇五帝啊，为什么要把海外的土地，留给那些垦荒的农民呢？你有军队，有交通，控制住这些海外领地，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年轻的狄相很不理解。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干练的政客，对于利益和权力问题，十分敏感。
“小狄啊！”李治招招手，示意他看墙上的太极图。
“世间万物，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天下不能只有一个政府，也不会只有一个政府。朕的权力，已经足够大，如果缺乏一个对比，缺乏一个另外的选择，是违背了天下自然规律的事情。”
狄相第一次被李治这副神棍的说辞弄的愣了一下，随后他反应过来，反驳道：“陛下，你这说法不对。极西之地，自然有另外的国度，有他们的天子。这阴阳之说，也不用你这么操心。眼下，我军拿下了台南，还有吕宋岛也有适宜耕种的土地。爪哇海峡的狮城也是值得控制的地区。这么多地区，根本就没有对手，这可是大好的三个海外殖民地啊！今后商路和贸易，带来滚滚的财源，难道陛下就要白给吗？这不是年轻有为富有进取心的君主应该干的事啊！”
狄仁杰说的十分准确，所有后世的殖民行为，都是为了利益，准确的说是为了统治者利益，有了殖民地，就可以掠夺大量的财富，获得更多人口，军队，然后就可以谋求更大扩张，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对于被殖民的地区，那就是个“血泪循环”了。任何一个古典政治家都会认可这样的逻辑。
但是李治不这么想。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他想追求一种变化。
所以他发问道：“你们想想啊。但凡所有的朝代，有没有一直风平浪静的。”
诸位内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圣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虽然圣人在很多细节上并不出彩，但是对大局的高瞻远瞩的把握上，他们心里还是很清楚的。比如之前，他就提出过大型国家的治理及其依赖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的理论，因此他推行了水运和电报技术，事实证明，整个国家的调度，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县级政府的政令，可以直达天听，一下子就解决了藩镇和地方势力腐败和专权的可能。军事方面，随着军队军令的整肃，大型军队活动必须通过中央调度授权，这样便完全控制了大量的边军。边境军事活动也在朝廷牢固的掌握之下。
李治便继续给他们洗脑：
“虽然统一起来，很多事物很便利。比如共同防御，战争之类。但是眼下，我大唐并没有一个对手，那么朝廷的最要任务是什么？”
“发展经济技术，防止腐败，地方藩镇。”李治下了一个结论性的论调。
“如何发展，如何防止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系统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形成自身淘汰和更新机制，而不是让整个架构因为内部腐败而垮掉，最后大动乱，再次进入群雄并起，天下争锋的恶性循环。”
历史上，任何这样的循环，都会让经济文化倒退百年以上。这样的代价，任何一个民族都承受不起。而中华民族，却发生了十数次！
“虽然，眼下这些话，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不过你们仔细想想，就明白朕的意图了。大唐中国之内，实行诸位文官的共治，是因为人口太多，大小事务，更依赖于诸位，而非人民本身，或者是朕之一身。而海外自治领，他们开疆拓土，是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理应享受全民自治的待遇。给予他们自由，他们只会更加感激我大唐，加上他们眼下还需要仰仗大唐的经济，因此绝对不用担心他们自家独大，叛出我华夏。”
“陛下，你刚才说，朝廷是要反对地方藩镇，你这样全民自治，岂不也会形成藩镇？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恰恰相反。如果朕派出海外总督，以朕的赦命，在海外实行专政，这才是藩镇。如果实行全民自治……你们想想，一群人，并无强力铁腕的通知，他们能干出极大风险之事吗？全民自治的领地，是最不容易产生寡头专政，进而产生藩镇危险的！”
以深谋远虑（腹黑）为标准，如果说当时的政治家可以看到3步以外的厉害，那么李治就可以看到5步以上的厉害。这几千年历史的证明，不是靠一个时代的天才可以超越的。
狄仁杰叹了一口气，心想连夜拟好的海外总督方案和人选的纸条，只能揣回兜里，没有了拿出来的机会。一下子失去了几个升官的官位，他心里也是很失望的。
贞观35年，李治登基8年，《海外华人唐皇制赦》正式赋予了海外定居点居民的自治权。海外定居点政府拥有绝大部分主权：土地权，印钞权，司法权。唐海军以雇佣形式为海外定居点提供海外防御……这毫无疑问是最省钱的做法，省下了大量的战舰雇军投资。这也是《制赦》中关于华人共同防御协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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