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从中国版图的实质分离出去，从鸦片战争之后就是开始，但真正让蒙古野心勃发的，还是当以库伦集团的所谓“蒙古独立运动”为最明晰的分水岭。
早在1911年7月，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年，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伦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秘密前往俄国的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的特别 “庇护”，以求“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
同年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于8月17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外蒙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1912年年9月3日，俄国外交部指派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同年11月3日，在俄国挟持下，外蒙古当局与俄国签订了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该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的规定：
“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
在协约签订之时，蒙古大臣达喇嘛曾一再强烈要求将蒙古明明白白地写明为独立国身份，并将内蒙古也列入大蒙古版图。但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俄国这次并未接受这个要求，而是仍以“中国为蒙古宗主国”为基础签订了协约。
直到1915年6月，中俄代表及外蒙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正式的22条，蒙古从此事实上正式脱离了中国版图。
其中一，“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三，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四，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中一战扬威，同时针对新中国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有了最为痛彻心扉的认识，从而也所有有着分离倾向的地区，不仅加大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投入，对任何试图分裂国家和完整主权的分裂分子都以铁腕。但蒙古却是在综合因素共同作用下，是至今唯一无能为力的一处历史伤痛。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独立在后，再说什么也都是昨日黄花了。
但在蒙古分裂出去的整个进程中，沙皇俄国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政权作为其中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却是铁定逃脱不了干系的。
也正因为如此，蒙古在成为前苏联铁壁保护下的所谓“独立国家”后，事实上不过还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虽然她有自己的政府，但总理的人选、任命均由老大哥说了算。虽然成建制地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完全听命于他人。其开国领袖苏赫巴特尔就是因为民族精神过于突出，并一直谋求真正的“翻身农奴得解放”，而在蒙古所谓的“独立纪念日”的头一年，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医院。
在整个前苏联时代，蒙古前后竟有10名上位总理，因为反对前苏联的政策而大多都是以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陆续离奇死亡。其官方文字改为俄文字母拼写，原有文字被废除。在所谓 “独立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黄教，最后的结局同样也难逃灭顶之灾，庞大的喇嘛集团被勒令集体还俗，不从者而被追杀的无数黄教喇嘛，有很多最后都是暴尸荒郊。
所以，突击营蒙古支队自从悄然杀入蒙古境内之后，与其说一直游走、潜行于蒙古各旗势力范围中，还不如说是一直都在与当地的俄国驻军势力抗衡和周旋。
应该说，开始的时候，由于高志远贯彻突击营整个蒙古方略力度很大，也很坚决地将自己彻底放低到最下层，所以直到骑一军出现，俄国还一直误以为他们不过是一支小小的流寇而已，要么是为了躲避民国政府的追剿，要么就是为了逃开西进的日军追杀，才逃进这茫茫的草原和大戈壁。
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韬光养晦”的蒙古支队，这次突然以大集团行军一路向中蒙边境游击，沿途还趁势剿灭了一些占山为王的马匪、领主武装和被后世称为“车匪路霸”的拦路抢劫者，这才引起了各方势力的高度注意。
首先最为紧张的，自然是蒙古境内的各级苏联红军武装。当然，这时候的苏联红军在蒙古还是遵照最高苏维埃指示，处事还是非常低调的，只要其他势力还左右不了蒙古，他们一般都以隐居乔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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