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号铁甲舰的舰长埃尔上校在观战时目睹了“常陆丸”号事件的全过程，他在给法国海军部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中国巡洋舰‘超武’号命令日本运兵船‘常陆丸’号停止前进，并要求船上的日本人投降，中国军舰在升信号旗的时候还发射了警告炮，确保日本运兵船能够清楚他们的意思。日本运兵船用信号旗回复，要求允许他们返航回到出发地，日本人的理由是中日两国并未宣战。中国军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接着派出小艇，搭载一名军官和十名水兵前往日本船上，传达舰长的命令，但日本船上的数百名日本陆军官兵见到中国小艇之后，顿时激动起来，一些日本士兵竟然用步枪向中国小艇射击，打死了中国水兵数人，其它日军官兵也纷纷响应，一面用步枪射击，一面从舱内搬出火炮，向中国军舰开火，中国军舰的侧舷被当场击中。”
“日本人的行为显然激怒了中国人，‘超武’号当即向‘常陆丸’号开炮射击，很快将这艘日本船击沉，在这艘船沉没后，很多日本士兵落水，中国海军试图对他们进行救助，但日本士兵还在向中国人射击，恼火的中国人因此放弃了做绅士的打算，向落水者射击，直到他们放弃了反抗。而那时，死难者的鲜血已经将海水染红了。”
“这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屠杀悲剧，但我认为‘常陆丸’上的日本人应该为他们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如果他们选择按照国际法以和平的态度和中国人交涉，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两艘日本运兵船‘三邦丸’和‘有功丸’就没有犯象‘常陆丸’那样的错误，他们在看到中国巡洋舰‘澄庆’号发出的要求他们投降的信号后，立刻停止了航行，并升起了白旗投降，这两艘日本船上的官兵全都保全了生命，被送到了鸡笼港，得到了俘虏应得的待遇。”
和中国海军对第三拨日本运兵船队的成功拦截不同，日本海军对中国运兵船队的拦截则遭到了失败，因为日本军舰的航速过慢，无法追上中国运输船。而气急败坏的日本海军并不知道，他们将意外的拦截到一支中国舰队。
在直隶总督李鸿章派出淮军周盛传部援台后，担心日舰中途拦截，一面要求沈葆桢林义哲派船政军舰接应，一面同两江总督李宗羲商议派南洋军舰护航， “赴闽援助”。对于李鸿章的要求，李宗羲给予了积极回应，上奏表示将立即派遣军舰南下。当时南洋水师的舰只虽多，但蒸汽军舰的数量却极其有限。南洋水师大都是木质帆船，根本无法用于远洋作战，无法调动；李宗羲于是决定将南洋水师当时惟有的家底——仅有的4艘十分新锐的蒸汽军舰“万年清”、“靖远”、“镇海”、“振威”，合为一队，派调南下，由何心川、蒋超英、杨益宝、林承谟分别管带，加上由船政派来的通报舰“飞鹏”号（管带梁梓芳），由长江水师协统谢太平担任统领。
当时南洋水师的军官，虽然大都有船政学堂科班出身的资历，部分还曾留学法国，但无论是船政学堂还是法国留学期间的培育，都只是旨在培育优秀的舰长为最高目的。对于舰队的战时编组、运用、战术，鲜有专门教育。南洋水师这方面的缺陷更为严重，不仅缺乏具备近代化海战指挥能力的高层军官，甚至南洋水师内连旗语、阵型演变等训练都十分薄弱。船政水师因为有林义哲这个穿越者，经常进行舰队作战操演，具备较强的编队作战能力。但南洋水师的这4艘蒸汽军舰，除“万年清”号外，其余3艘“湄云”级炮舰因为是通过“协款”的方式从船政购买，属于南洋水师编制，已然不属于船政水师系统，是以从未参加船政水师的编队作战操演，并不具备编队作战能力。
虽然李宗羲作出了迅速安排，但南洋4舰的行动却十分缓慢，原本由南洋4舰前往接护运兵船队，但南洋4舰迟迟未至，运兵船队无法等待，只能自行出发。
对于南洋4舰的行动迟缓，李鸿章十分不满，但因为4舰非自己所辖，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寄望于船政方面的接应舰只，好在船政方面行动迅速，林义哲得知消息后火速派舰接应，顺利将周盛传部平安接到台湾。
而直到这时，南洋4舰的身影，才出现在了上海。
原来，在得知要南下的消息之后，原本从未出过的海的长江水师协统谢太平便一再称病拖延，后来干脆上岸“养疾”，在上报称病推辞之后，将统带4舰南下的事宜全都交给了蒸汽舰队的队长外海兵船统带同时也是“万年清”舰的管带何心川。由于南洋4舰自从由船政调入南洋水师之后，因为长年同长江水师等旧水师一同待遇，缺乏保养和维护，不但航速大不如前，弹药和燃煤都极度缺乏，是以何心川在接手之后，先是全力为舰队筹备后勤物资，包括最为重要的就是燃煤。
何心川有心要在这次台湾之役中一显身手，是以才多方周旋，费尽心力，好容易一切准备大致停当的时候，已然误了行期（不误也没办法，没有煤的船没法出海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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