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督都察院坐班的张丹青也一刻都没闲着，每日上朝都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和议论，争议的过程，无非就是应对燕王朱棣的策略和措施问题。翻来复去就那么几个论调，实在有些乏善可陈，每次上朝的时候，张丹青都听着想睡觉，而面对建文皇帝朱允文的提问，每次张丹青都非常的谨慎，毕竟后知后觉的他深知燕王朱棣才是最后的胜出者，实在没必要给自己埋下一个坑，所以每次面对朱允文的提问，张丹青都是不痛不痒的回答，安全在话语中挑不出任何有营养的结论。
但是自己的大舅哥徐辉祖就不一样了，明明是燕王朱棣的大舅子，徐慧祖面对燕王朱棣造反的消息，显得极其积极和上心，，但恰恰也正是因为如此，却让朱允文更加的忌惮不已，没办法，这个魏国公和燕王朱棣有着姻亲关系，再怎么宽容大度的皇帝，也无法完全的放心，所以只好选择闲置。
历朝历代都有对藩王的限制和防范，尤其是和手握重兵的大将交往以及勾结，都有相应的防范措施。
明清两朝的藩王制度都走得挺极端的，明朝藩王没旨不能进京，一辈子呆在封地，连爹妈都见不到，不能参政，只能混吃等死；清朝的藩王没旨不能出京，一辈子就在四九城里转悠，偶尔奉旨外出办个差，皇帝十分“惦记”，明清两朝都有严禁藩王结交朝臣的制度，而且非常苛刻，稍有不慎，处罚十分严厉，想逾越的，藩王要再三掂量，官员则是提着脑袋。
四九城，指北京城的皇城4个城门，内城的9个城门。
清朝在康熙以前，藩王们还是比较自由的，有能力的皇子经过考核都有从政经历，康熙也有意锻炼藩王们，但出了九子夺嫡事件后，对藩王的限制一下子缩紧，雍正帝建立秘密立储制度的同时，严令皇子结党、结交外臣；乾隆时也下诏，禁止朝臣与诸王结交往来；嘉庆时重申，禁止诸王干预朝事，甚至宫里退休的太监不能去诸王府里当差，发现了严加惩处。
所以清朝的皇帝们，三令五申的严禁诸王与大臣们私下见面、结交，有些藩王经宗人府考核，报到皇帝那授有官职从政的，只能在公开场合，工事公办，下了堂口敢私下见面、走动的，一旦发现，最轻的，诸王削爵，官员流放，稍重的直接杀头了。乾隆41年，乾隆皇帝的孙子绵德，本来是袭封定亲王，只因跟礼部郎中秦雄褒互相送了个礼，绵德直接由亲王降为镇国公，秦雄褒流放伊犁。
洪亮吉，乾隆55年的榜眼，翰林院编修，因上书论朝廷弊政，发配伊犁。
乾隆45年，时任内务府总管是质郡王永瑢，山西巡抚喀宁阿回京，到内务府办差，顺便送了几条鱼给永瑢，因严厉的家法，永瑢打死不敢要，只能把鱼送给乾隆皇帝，永瑢受到褒奖，而喀宁阿受到斥责，再未升迁一步；嘉庆4年，编修洪亮吉想向皇帝谏疏朝廷的弊政，想着自己奏上去没什么份量，于是恳请总领军机的成亲王永瑆转递，结果被嘉庆皇帝认为是“违例妄为”，永瑆被斥责，洪亮吉定死罪，因帝师朱珪说好话，才免死，发配伊犁。
魏晋南北朝时期，藩王们的身边都有一个名叫“典签”的官员。表面上看，藩王大多年龄小，没有从政经验，所以为他们配置“典签”官，帮助他们处理地方事务。实际上“典签”是皇帝为了监督和控制各位藩王，在他们身边安插的一个监督员。典签官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利，以致有很多事藩王和州郡官员都没有处置权，都是这些典签官说了算，这便是所谓的“典签制度”。
魏晋之际，国家政权是掌握在门阀士族们的手上的。士族子弟不管才能如何，总能位居高位。而寒门出身的人，再有才能也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典签”在设置之初，是个位不高权不重的小吏，最初只是帮助外镇的藩王们料理日常生活的秘书，所以多由寒族人士担任。
根据《南史》的记载，魏晋时期州郡府议事，都是由官员将意见写在签上，交给典签处理。到了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典签的权力有所变化，地位有所提高，职权也渐渐向处理政事方向发展。
刘裕称帝后，为了避免士族门阀掌握太大的权力，有意任用寒门出身的人士掌管中书省的机要，在地方上派皇子们镇守，大州郡的刺史、太守多由皇室宗亲担任。经过宋文帝和宋孝武帝的发展，权力渐渐向中央集中。但这种做法也造成了皇权与门阀之间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为了控制镇守一方的藩王、刺史们，中央选派寒门人士担任典签，去控制、监视地方，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宋世诸皇子为藩镇者多幼，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说明典签的权力越来越大，能够监督皇子了。
典签可以监督皇子和地方大员的工作生活各项事务。齐武帝的皇子萧子罕，在外镇山东琅琊时准备外出游玩，他的典签姜秀不同意，萧子罕就无法成行。无奈的萧子罕对母亲哭诉：“儿欲移五步而不得，与囚何异”。一个堂堂皇子，连外出游玩的权力也受到典签的控制，其他的地方官员更是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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