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皇帝一样，朱允炆对造反的人都是零容忍的态度，但是燕王朱棣让他不得不留一个心眼，毕竟这是他的叔叔，为此，他特别的下令，勿使朕负杀叔之名！
话说，朱元璋在元末乱世削平群雄，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大明王朝后，经过一番劳心劳力的治国，深感创业难、守业更难。
他通过总结历史上统治者亡国绝祀的沉痛教训，决定封建诸子为王，分镇诸国。
朱元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本固支荣，从而确保朱明王朝君临万代。
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在分封第二子至第十子为亲王，手舞足蹈地对廷臣说：“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
朱元璋认为，周朝之所以可以延续八百年，就是因为实行了分封建土制度;而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没有实行这一制度。而且，汉、晋以来，各朝各代的败亡都是这个原因。
朱元璋似乎忘了，汉高祖刘邦是实施过封建诸藩制度的，后来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与之相类，西晋也发生了“八王之乱”。
但是也不能怪他，作为一个慈爱的父亲，朱元璋自以为是的无条件相信自己的儿子们，认为他们不会造反的。
朱元璋只顾着沾沾自喜于自己这一想法，眉飞色舞地说：“朕封诸子颇殊古道，内设武臣，盖欲藩屏国家，备悔御边，闲中助王，使知时务。所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还一再强调：“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为了实现诸藩拱卫中央的目的，朱元璋在各王府中设立相府，任命了文相、武相、文付、武付。武相和武付多派宿将充任，如华云龙为燕府武相，耿炳文为秦府武相，汪兴祖为晋府武付，吴祯为吴府武付。
有了将，还需有兵。朱元璋诏令：“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规定设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约为一万六千多人。另外还有权节制封国内的守镇兵。
这还不够，朱元璋还有意识地安排王府官兼任地方高级职务，如郑九成为秦府左相兼陕西行省参政，汪河为晋府左相兼山西行省参政，等等;即亲王有权过问所封国内的重大事务。
洪武三年，汪河赴任晋府左相兼山西行省参政时，好友苏伯衡写《送晋王相江君序》相赠，文中这样慨叹：“矧今晋王所赐履表里山河，乃尧之故都，叔虞之旧封，韩赵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阃。”
想想看，单以一晋王论，其已占尽了战国时韩、赵、魏三国之全壤;诸王的权势加在一起，岂不会导致强枝弱干之势?!
有大臣觉察出了其中的危险，不断提醒朱元璋。
其中，洪武九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说：“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盖惩宋元之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也。然而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
的确，亲王典兵当然可以预防外姓利用掌握军权反叛朝廷，但诸王兵权过大也可能导致皇室内部斗争的加剧。
建文帝为什么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呢?
《明史.黄子澄传》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答案：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
所以，建文帝在即位后不久，就以太祖遗诏的名义宣布“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该年“八月，周王橚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
“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燕阴事。”
次年(建文元年)二月断然下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
“六月，岷王楩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
特别补充一下，建文帝流放了四个皇叔，逼死了一个皇叔，看着这五个皇父逆来顺受，听凭摆布，他却全无一点怜悯。甚至，湘王朱柏全家自焚明志，他还赐给这位叔父一个谥号“戾”，足见其心坚如铁，与史书所称的“仁慈”完全不符。
七月，建文帝“诏让燕王棣，逮王府官僚”，终于迫得燕王朱棣举兵相抗。
建文帝的表现也相当干净利落，马上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削燕王属籍，派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瓛，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友、陈晖、平安等人率数十万大军分道并进，气势汹汹，直扑北平。
如此杀伐干练的建文帝，为何会有“仁慈”之名呢?
主要得益于《明史.》里的两条记载。
一条来自《黄子澄传》，文中说：明日又入言曰：“今所虑者独燕王耳，宜因其称病袭之。”帝犹豫曰：“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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