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从西安经洛阳经开封东行徐州的局部支线，还有四川成都周边自己的一条局域网环线，也都在当地士绅和民间财富的支撑下，在同一时期内修好了。
后来西安的铁路进一步往西延伸到兰州，确保了对西北的快速军事调度。
而北京那条铁路，也进一步沿辽西走廊去到沈阳，并且半道在锦州寻燕山平坦之处分叉，往正东北连通吉林和黑龙江，算是把东北满人故地也彻底跟中原整合了起来。
东北西北都有了铁路快速运兵到前线的能力后，大明的边患也算是彻底缓解了，至少可以保百年太平。
到朱和坦晚年，全国一共拥有了五组大型铁路干线和环线/支线，还在南京周边修了一圈连通安徽、江西的短程铁路。
陆运蓬勃发展的同时，水运的蒸汽船也蓬勃发展，大明从协和二十年开始试产蒸汽船，从最初十年的试验期，到协和三十年后的大规模量产期。
最早的蒸汽机船只能在京杭大运河里开，吨位不过两百吨。后来三十年间逐步发展到上千吨，材质也从木壳船进化到了铁皮船，与铁路一起进一步推动了大明的钢铁冶炼业蓬勃发展，数十年内钢产量翻了何止十倍。
运河上也学会了如何修建现代船闸，而且是用蒸汽动力加液压来驱动开关闸门的，基本上也达到了平行时空西方1850年前后的水平。
如此一来，老旧的京杭大运河就再也不需要分段让码头工人装卸摆渡、来解决运河各段水位落差的问题了，京杭大运河正式实现了一次性装卸，从起运地装货后到目的地可以直接卸。
中间的临清、淮安等码头装卸城市的人口也进一步萎缩，再次挤出了数以十万计的码头工人。不过好在当时铁路建设也是如火如荼，所以“百万漕工”直接摇身一变成了铁路工人。
临清、淮安虽然不是运河重镇了，但却转变成了铁路重镇，铁路货物还是需要跨长江黄河淮河装卸的。
不过，过于超前的铁路修筑，政府主导的强推，造成的民间资本的浪费滥用，以及技术验证过程中的成本摊派不公，大明在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社会问题。
全国的大造铁路进程中，至少死了几十万铁路工人，多的时候一年要死两三万。
而朝廷一开始预估的铁路盈利能力，显然也有不少出入。很多铁路造好后，配套的产业环境并没有起来，一开始还是国防意义大于民间经济意义。
很多投了大钱的民间资本，眼看着铁路修成了，但回本收过路费收租金却遥遥无期，不由怨声载道。
朝廷当初还提出了“修铁路者可以得到铁路沿线一定宽度的土地，用于工商业开发”，但这些土地一开始的价值也显然存疑。
最后，修铁路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分配不均、经手人贪墨、规划存在泡沫难以回本，尤其是西北东北的铁路当时经济价值不大主要是国防价值，等于是拿富商的钱在为国防填坑了……三十多年积攒的怨气，让民间爆发资本改良的呼声越来越高。
朱和坦虽然让国富民强了，但分配不公的问题，依然冲击着大明。
到后来他自己都觉得形势有些危急时，终于又想起了祖父当年临终时、交代他的另一句遗言。
“如果将来大修铁路，肯定是要激起各方反对的，有守旧者，有恨油水者，有恨投资泡沫者，朝廷一切都靠执政者规划，出了大问题仇恨最终都会落到皇帝身上。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可以想想英吉利国虚君实相，以相平息民愤的经验，我大明已有天下三四百年，只要皇帝谦退，不至于被人反对到那一步。”
朱和坦思之再三，决定按照祖父的遗嘱慢慢布局。
他自己是不怕的，毕竟也是六十年之天子，积威甚重，无人敢质疑。
但也因为他活得太久，他几个大儿子也没他长寿，必须找最小的幼子继位了，估计继位时至少也是四十好几了。他怕自己的小儿子将来镇不住。
于是乎，在朱和坦八十岁那年，正式退位当太上皇前，他下令彻查了几十年来的铁路各案，
最终发现好几任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都是涉案数千万两甚至更多，都是吃的铁路、运河建设款项和经营款项。
这些被抓出来的家伙，当然遭到了清算，也吸走了不少仇恨。
而朱和坦痛定思痛，终于决定以后的大明新君，只掌握军权和外交权力，负责保卫国家和对外代表国家。
而内阁负责其他民政内政、工商建设财税，立宪明确，皇帝以后就不管这些了。
但内阁必须给皇帝交足全国的军费、军粮、军需，全国的武装力量的军饷和用度，还是由皇帝名义发放的，他们也只向皇帝效忠。
这也算是被一连串的铁路案倒逼着，走上了一条类似于普鲁士和德意志霍亨佐伦帝国的局部君主立宪之路，或者说是“二元君主制”，大明皇帝的交权程度，还是远远要比英吉利国的君主要轻。
但这样才符合历史的本来趋势，因为华夏毕竟是有长久的专权惯性的，皇帝要是连军权都交出去，那根本不可能活得久，只会天下大乱。
能完全不过问民政和工商建设、让内阁选贤治理，已经是大明的极限了。如果有确凿证据这个内阁非常贪，还做不好事，那皇帝也能用内阁来平息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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