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紫英不确定前世中明末所遭遇的小冰河时期带来的极端天气究竟是那几年，但是他知道接连不断的旱情应该是促成前世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山陕地区的旱情更是直接导致农业歉收，本来就已经饥寒交迫的农民无路可走，只能扯旗造反大旗。
大周不是大明，但是根据他这么多年的观察，或许在朝廷的治理上大周比晚明似乎要更好一些，但是其内部的各种矛盾却依然激烈，尤其是明末不存在的皇家夺嫡在大周却成了一个大问题，而看起来下层矛盾没有那么激化，可像内外的潜在威胁似乎更重，比如倭人、西南土司之乱和白莲教的泛滥，这样两相抵消下来，冯紫英感觉大周的局面恐怕和晚明乃至明末局面还是相差无几的。
这种情形下，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天灾，像山陕那边本来就因为地处边地，要面对蒙古人的压力，民间百姓更为困苦，灾害来袭，官府赈济应对不力，那么一旦因为民不聊生的民乱演变成造反，那一场类似于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那样的农民起义恐怕就会席卷整个北地。
这种情形下，为了避免这种祸乱的爆发，或者难以避免，但是在有足够填饱肚皮的粮食赈济下，战乱的程度也会被控制到最小，所以无论多么看重这种亩产比麦粟产量高得多的作物推广，都是值得的。
大同历来就是缺粮之地，山西镇和大同镇两镇大军数量多达二十万人，每年单单是运入粮食的路途消耗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能够在边墙内外那些山地岗地上种植土豆、番薯这些作物，哪怕是做为辅食补充，也能极大的减轻兵部在后勤上的压力，尤其是在遭遇旱灾的情况下，这些能填饱肚皮的杂粮不知道要比草根树皮乃至观音土强到哪里去了。
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在辽东实现，至于东番，如果番薯土豆能一定程度的种植开来，也可以大大减轻拓垦前期的粮食压力。
总而言之，这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多少人能认识到，能接受，冯紫英当然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来实践，让更多的人来跟随效仿。
冯紫英有一种预感，这大周似乎要面临一场前所未有动荡，而义忠亲王便会是其中的主角。
看看一北一南十分活跃的北静王和汤宾尹，还有不动声色藏在暗中的贾敬，奔走于江南江北的甄应嘉，还有在湖广积蓄实力按兵不动的王子腾，这段时间异常低调但却牢牢抓住兵权不松手的牛继宗，这一切似乎都在随着时间推移向着某个节点移动。
只不过这个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时候，今年，还是明年，下半年，还是明年初，抑或明年中，这却不是他能预料得到的了。
他相信永隆帝和内阁应该是有所觉察的，但是不是能能以最坏的打算来考虑和应对，是不是能把所有内外因素可能叠加起来造成的风险和危害都考虑进来，这一点也让冯紫英存疑。
但身处自己这个位置上，如果过于去提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建议，不但不会起到作用，甚至可能还会有负面影响，有的人还会认为自己可能有点儿忘乎所以，自恃在永平府做了一两件事情就目空一切了。
扳起指头算一算，自己才二十岁，的确很难让人相信自己在每一方面都能出类拔萃，都能建功立业。
无论他们表面上对自己多么赞许，但内心骨子里的那种不信任，还是会根深蒂固的存在，这种偏见之能通过一次次的判断失败和被打脸来扭转。
对于自己的这种预感，冯紫英当然也不会束手待毙无所作为。
他判断最大的风险还是来自于漕运物资的截断，一旦来自江南湖广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陡然中断，那么京师城必定会陷入混乱。
而朝廷目前的军事布置格局一直是北重南轻，九边之地聚集了整个大周军队的精锐，相比之下，南边儿除了部分沿海卫镇还有一些军队有战斗力外，其他更多的都沦为了地方性守备队类似的角色，真正要用于战争很难派上大用场，这种情况下，淮阳镇（江北镇）的组建就非常令人可疑了。
如果单以目前的军事格局，任谁想要在南边儿搞南北并立划江而治的意图都是十分可笑而荒诞的，九边大军中任意抽调一两支南下，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南方的防线，南方也根本没有军队可以抵抗。
尤其是在眼下这种情形下，义忠亲王如果想要竖起反帜，毫无大义可言，绝对是自寻死路。
正因为如此，冯紫英也有些觉得自己是不是杞人忧天了。
但防患于未然永远不会错，在榆关港既然已经开埠并成为京东乃至整个京畿和辽东地区的货物吞吐进出的枢纽之后，冯紫英也就在考虑应该让榆关开埠的主要目标不能只局限于江南闽浙，而应当向南延伸到两广。
只要有两广这条通道不至于阻断，哪怕是江南日后真的到了某一天断绝了漕运，也能凭藉两广的物资支持一段时间，当然，这个前提是两广不受江南可能出现的政权控制。
但以冯紫英对当下朝务的了解，江南士人从来就没有把两广士人纳入到其中，甚至他们可以接受湖广，但是却始终把两广视为蛮荒之地，看看来自两广的士人在每年大周科举中士子的比例就能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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