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高层认为，如果他们不懂政治，就无法真正带领基督教成为丹吉尔的‘纯’神，也就无法传播主的福音。对于中层来说，他们仍然坚持基督教的原始方式，通过在信徒中宣讲主的一切，使人们自觉皈依主的怀抱，而不是用法律强制人们信主。一些极端主义者甚至认为将上帝与世俗统治者并列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亵渎。
但目前埃及的局势让这些不可调和的内部派系尴尬的聚在一起共同应对，因为新总督办公室一系列几乎是“变天”的改革措施就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砍在越来越难以抵挡的基督教教头身上。
宗教司法权被剥夺，政治特权因违反丹吉尔法律的民主自由原则而被终止，教会财产被严格按照新标准重新审查，今后将由总督府财政部门直接监管。任何超过计划部分的收入都将被视为非法没收。更何况，由于宗教裁判所事件以及随后一系列影响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信徒和教派之间的相互责任和义务也得到了明确。不允许有未经授权的成分存在，教会不得煽动信徒从事任何有组织、有目的的宗教‘挑衅’，否则教会不能免除法律的惩罚。
总之，随着总督府对宗教的改革，基督教原本享有的所有特权都被取消了。除了自身的组织架构、人事任免等方面还享有自主权，其余的运作模式，包括信仰的传播，都被纳入统一的城邦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几乎完全丧失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直接建立在后来城邦基础上的宗教政策和具体管理改革，对于这个时代的宗教来说，显然是难以承受的束缚和压迫。这无异于宗教屈服于世俗政权，信仰成了政权维护人民‘纯洁’精神世界的工具，而宗教本身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这对于没有唯物主义，没有无神论，‘拜物教’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反叛。而在北疆的不列颠，一无所有的人民，传统教皇的没落，统治政权的强大，使得注重实际意义而非神灵本身甚至是追求超脱的多神教成为本世纪变革的利器！
然而在埃及，夏洛蒂却试图用另一种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震惊了传统和新兴宗教势力依然强大的埃及社会，高出预期许多倍。基督教直接成为了改革的绊脚石，而几乎已经消失但仍很分散的古埃及宗教也在不断威胁着新宗教改革在当地的实施。
总督府与基督教之间的针锋相对逐渐浮出水面，尤其是在多神教牧师公开深入民间，开始宣传多神教之后，基督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在亚历山大港不断蔓延，而且由于往往是狂热的基督徒所为，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城市大队毫不犹豫地直接逮捕了大批狂热分子。
这些狂热分子是这些年来为基督教的实际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的底层具体执行者。他们的入狱大大削弱了基督教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大量信徒陷入‘执念’，各种神都有机可乘。此外，总督府的一系列改革确实减轻了民众沉重的赋税，经济改革也让大量的难民和穷人有了生存的希望，他们对于超脱的精神寄托已经淡化。
基督教的力量一天不如一天。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一旦埃及的改革全面完成，人民对现实感到满意，泛神论足以弥补‘纯’神世界的空虚，基督教可以预言的最后一块土壤也将彻底消失。
这一次，就在洪水过后，政府听说它将利用建立国家威望的机会进一步加强改革。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其对宗教事务的态度，但无疑是一个警钟。面对现在执政和民意的府，如果没有有效的策略，基督教真的会成为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然而，这种暗中“激”着电流，但表面上仍互不相让的局面，并不足以让这些已经习惯了世俗自由的主教们孜孜不倦地再次聚在一起，争论不休。
教会高层意识到是时候做出选择的真正原因是，四天前，一名身份不明的神秘男子趁其夜间不备，从教堂的祭坛上偷走了一封密函！
而那封信的内容，就是让提亚费罗不呆在祈祷室和其他主教争论的导火索。密函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它只用寥寥数语宣布一件事，向教会高层提出请求。
一件事是神秘使者自称是丹吉尔的小偷。他们在埃及聚会的唯一目的就是暗杀总督！当他看到密函中的这些内容时，就连蒂亚费罗也暗暗“震惊”了一下，眼神震惊。可是接下来的要求，真的让他感觉像冰窖一样，感觉前所未有的“阴”阴霾沉重地压在整个基督教身上。这些盗贼竟然要求教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掩护，让他们顺利接近总督，确保暗杀成功。
如果只是这么一封来历不明、荒唐可笑的密信，蒂亚费罗会想都没想就把信撕成碎片。然而，当他看到信末清晰的印章标记时，提亚费罗的眼睛瞪大了，他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因为那是丹吉尔大主教安布罗斯的‘私人’印章！
就连远在丹吉尔的教廷都不能容忍那个人在埃及的所作所为吗？不然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的做法？
一瞬间，无数迷茫的思绪在脑海中涌动，徘徊不安的提亚费罗不得不把自己锁在密室里，希望得到主的开导。
教会该何去何从？
亚历山大，总督府，
从夏洛特一行从洪水中回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数万激动的民众包围。道路两旁热烈而真诚的欢呼声响彻天空，无数干枯的‘花’花瓣在空中飘荡。整座城市的火热气氛仿佛被点燃了，场面宏大而密集，不亚于夏洛在丹吉尔城的凯旋！
丹吉尔人的情感是自由奔放的，就像他们对生活的放纵，对英雄和伟人的崇拜是丹吉尔挥之不去的情结。
毫无疑问，国家新一届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新政策和法令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社会成就，以及在刚刚结束的覆盖半个埃及的洪灾中的所作所为，让那些迅速在民间传播的赞誉和名气实至名归。但是，丹吉尔顽固的想法总是选择忽略这些由系统和团队做出的成绩。但无一例外，在巨变之后，他们会寻找一个耀眼的领袖作为单一的崇拜对象，比如城邦历史上的西庇阿、马略、凯撒，城邦时期的屋大维、奥勒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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