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的称呼已经定下，新朝的国号，基本定为“燕”了。
一朝国号，不是乱来的，大致由几种方式确定。
第一种就是地名，比如秦朝是由于它的始祖住在秦地而得名；汉朝是因刘邦被封为汉王，拥巴蜀汉中一带地区而来；宋朝则是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认为此地乃龙兴之地，改国号为宋。
第二种则是爵名，比如晋朝司马氏受封河内温县，因温县本是晋地，所以建号为晋；隋朝杨坚称帝前，承袭了其父隋国公的封爵；唐朝自不必说，唐国公李渊……
不过从后世看，许多朝代尤其是割据政权的国号，又多取自先秦时期的北方诸侯国名，北方诸侯国名特别受青睐，比如周、秦、魏、晋、唐（为晋的别号）、燕、赵、齐等等。
至于南方的楚、吴、越等，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很是煊赫，但在受欢迎程度上，明显不如北方诸侯国名。
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华夏，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楚、吴、越不过是南蛮政权。
故而北方诸侯国名，可寓示着华夏文明正朔，而南方诸侯国名，总有种偏安一隅的感觉，即便是江南人也都这般认为。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起初称吴王，后来正式称帝时，又改为“明”，就是因为作为大统一王朝的国号，“吴”太不合适了。
综上所述，国号不是随便想一个名字，就可以取的，很多事情都是深入人心，更改不得。
对于李彦来说，他的根据地是燕云，本就是燕国故土，而有宋一朝，又心心念念想要收复燕云，他以燕为号，不仅稳固了自己的基本盘，也让天下人心更加归附新朝。
国号既为燕，都城自然定在燕京。
这并不是网络鼓吹的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而是国都在此，对于国家的战略格局相当重要。
后世史学界有一种观念，明成祖朱棣最关键的一个贡献，就是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
当然朱棣有他自己本身的考虑，因为燕京是他的大本营，登基后的统治，与南方乡绅地主阶级也一直不对付，才有了坚定的迁都想法，但这个决定，也确实改变了明朝接下来的统治格局，避免了北方被异族随意蹂躏的祸患。
李彦的目的同样在于此，他心里对于新朝的版图是有规划的，在这个规划下才有了燕云为新都，比起接下来设为直辖府的大名和汴梁都要合适。
金仁存区区一个高丽臣子，自然不可能知道其中的讲究，休息一夜后，以高丽副使的身份，加入使臣队伍里，一起向着皇宫而去。
燕京的皇宫位于西南一隅，是辽人修建的，由于辽国皇帝分四季逐水草而居，四季捺钵才是他们真正的行宫，所以燕京宫城不合礼制的地方极多，显得有些简陋。
当称王仪式开始准备后，就有官员提出，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在燕京城北建造新的皇宫。
李彦对此没有否决，却推迟了建造时间。
皇宫确实不可能将就，这不是节俭不节俭的问题，杨坚算是比较节俭的帝王，在建造大兴和太极宫时都毫不含糊，因为这是凝聚国运人心的行为。
什么地位的人就要做符合地位的事情，九五之尊住的地方破破烂烂，不合礼制，那不是爱民如子，那是自己给自己找事，该建造的要建，别像杨广、武则天那样瞎折腾就行。
所以一旦定都燕京，就必定要新建皇宫，但时间上要往后推迟推迟。
毕竟建造一座符合天子规模和规格的宫城，花费太大，举个与燕京联系最深的例子，三百年后修建的北京紫禁城。
紫禁城于明成祖永乐四年开始建设，到永乐十八年才建成，单单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整整十一年，朝廷派出无数匠人，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
具体的采集工作，还是各地老百姓做，珍贵的木材多生长在崇山峻岭里，百姓冒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为此丢了性命，“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就是形容这种代价。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而那还是在朱棣统一了全国的前提下，在称王阶段，李彦是不准备兴如此浩大的工程，称帝后再正式施工也不迟。
接下来的战争，必然有大量的奴役，一部分北上修长城，另一边部分可以充作营建皇宫的苦力，再将工期延长，减轻负担。
李彦已经对工部下令，修缮现有的旧王宫，让它到达能够承担中枢行政和后宫居住的基本条件，同时让工部官员给出新皇城的具体营建规划。
对此各国使臣也有耳闻，为之啧啧称奇。
相比起他们国家里面，那些喜欢修奇观的统治者，此举才是真正的仁德爱民。
从种种处事细节，他们也越来越相信这位燕王殿下，能够真正统治这片最为富饶的天朝上国。
所以四更刚至，天色仍是黑沉，王宫前的街道已经变得热闹起来。
各国使臣起得极早，都提前要求驿馆的吏员领着他们，来到王宫集合。
然而等他们到达时，发现乡军团上下、各州县官员，乃至梁山好汉们，都早早侯在了这里，有些人甚至摩挲着大脑袋，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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