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水很深，最深的就是“天朝”二字。
巴达维亚的这些事，放在大顺，遇到个官商勾结的，只当无事发生，甚至坐地分钱。
但遇到个清官，出于对“仁义”的解读，出于对《春秋》大义的理解，肯定是要管的。
那个雷珍兰之所以说起巴达维亚对待华人的政策反反复复，也是希望用“治标治本”的手段，解决掉这个隐患。
今天的事，只是治了标。
糖厂的奴工，被大顺交了人头税，移民到了锡兰去了。
荷兰人也想让他们走。
双方都能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事情解决了。
明天呢？
明天糖又贵了呢？明天不种糖而是种咖啡种可可又挣钱了，急需华人劳动力了呢？
到时候，又得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到时候，朝廷管不管？
管，万一朝廷与荷兰打起来怎么办？打起来之后，自己这些人事后会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要说清楚这其中的法理，定下条约，日后巴达维亚的华人不归天朝管？但这事也不是他们能说的，得总督去谈。
连富光当然清楚这里面的问题，他作为甲必丹，其实也和总督谈过这件事。
但总督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说如果天朝钦差主动提及此事，就谈；不谈，就装作不存在即可，不要揭开这层窗户纸。
这里面的逻辑，连富光也理解。
总督是要走的。
总督在这里只干几年，干的好不好，体现在巴达维亚乱不乱。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大顺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这本身就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
大顺能不能管巴达维亚的华人？
站在荷兰这边考虑，那不废话吗？当然管不到。
那些在京城的传教士犯了事，大顺这边也是直接杀，可没说还和教皇打个招呼吧。
但问题是大顺的这个“外交”，是假的外交。
有些事，你知我知，心知肚明，没必要说清楚、说明白。
说明白了，那等于是拍着皇帝的脸，告诉皇帝，你们不是天朝、海外的华人也不认你这个天子，你这个天子也管不着海外的华人。
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维，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思维，碰撞之下，是很容易擦枪走火的。
本来瓦尔克尼尔就担心刘钰没事找事，独走开战。
这时候去搞这件事，那不是在火药库旁边抽烟？
允许大顺对华人有治理权。或者退一步讲，华人公堂的审判官，必须由荷兰提名、大顺审核允许，公司肯定会撤他的职。
直接告诉大顺这里的华人你们管不到，刘钰可能会开战，公司还是会撤他的职。
出力不讨好，图个什么？
故而连富光和瓦尔克尼尔总督说起这个的时候，也就得到了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回复。
刘钰要是问起来，没办法了，只能谈。
不问，就不谈。
瓦尔克尼尔想的很清楚。
公司派他来做总督，要解决一件事：在不影响对华贸易的前提下，解决巴达维亚的华人“多余”人口。
这个“多余”是动态的，今日多余，明日可能又是急缺的劳动力。
蔗糖价格，与欧洲战事、西印度群岛天灾、波斯战争局势、印度局面等等因素有关。很难确保将来是否还能涨价，也很难确定将来一定暴跌。
可就现在而言、此时此刻。
巴达维亚“多余”的华人人口，这件事，我瓦尔克尼尔解没解决？
对华贸易，我瓦尔克尼尔有没有影响到？
可以说，几乎是很完美的解决了。
那么，对华人的政策，日后是否还要再大量引入华人劳动力，那是下任、下下任、下下下任总督要解决的问题了，和我瓦尔克尼尔一点关系都没有。
做了，捞不着好。
不做，反而完美完成了公司的要求，升职加薪。
那为什么要做？脑有病？
经过这一次清理“多余”人口，巴达维亚剩余的华人，都是“有用”人口，没有之前那么剧烈的矛盾。
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太大的乱子，以至于迫使大顺不得不出面解决。有多短？至少他瓦尔克尼尔卸任之前，应该没问题。
可问题是瓦尔克尼尔这个总督不是世袭的，这些华人甲必丹雷珍兰们，却几乎是世袭的——理论上也不世袭，但要根据财产数量决定能否当上，而财产是世袭的。
这种情况下，甲必丹雷珍兰们的诉求，和总督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他们希望，大顺这边明确一点：巴达维亚的事，大顺管不着，大顺也别派官员深入到华人社区。
这件事也挺黑色幽默的。
如果历史上的红溪屠杀发生了，这些人一定盼着大顺驻派官员。可若是发生，他们都死了，连富光自己没死但是财产也全部被吞了，死人不能说话、也不能要求。
然而，现实是，红溪屠杀没发生，这些人活着，所以他们不希望大顺派驻官员。
荷兰人在此时的控制力，需要华人做线，把爪哇一个个分散的点，连到巴达维亚，为公司不断吸血。
也需要华人高层，去作为统治中下层华人的工具。
人头税也是包税的，所以包税人是不用交人头税的。换言之，欧洲人在没有占据印度、工业革命和海军后勤局革命以至于有足够的统治力统治南洋之前，对金字塔顶端的华人，是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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