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二等人不清楚皇帝要钱干什么，但却想的明白，皇帝想要钱。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爪哇都督需要考虑黄淮地区的变革移民等问题？
当然不需要。
爪哇都督要考虑的，便是皇帝要钱的时候，自己能送上去，皇帝美滋滋，一高兴，升一升。
正如历史上几十年后英国的“理藩院”来爪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爪哇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土改”。
在土地问题之下的其余问题，都是小问题。
种植园、香料丘、蔗部、糖厂，人头税，包税制等等，都是次要问题。
土地问题就是个大麻烦。
而剩下的那些次要问题，一个也不小。
就拿最容易刺激到归义军的蔗部、甘蔗园、糖厂问题来说。
朝廷没收了荷兰人的甘蔗园、糖厂，肯定还是要承包出去的。总不能把好端端的甘蔗园拆了，分成小块，搞小农经济去种水稻吧？
那这问题就又来了。
承包糖厂蔗部的承包商，都是什么样的鸟人，别人或许感触不深，但爪哇的归义军可真的是亲身感受过。
虽说屁股决定脑袋，归义军已经从糖厂奴工，变为起义者，又变为被朝廷招安的士兵，将来可能退役后成为“军户”，身份已经变了。
但是，要是蔗部糖厂和以前一个吊样，只怕也有不少人会心生一些想法。
当年江南织工大罢工的时候，朝廷是怎么处置的？按照“把持行市罪”定罪，严禁日后再出现齐行叫歇的情况。
朝廷向着谁？
将来承包糖厂的人和官府的关系近？还是糖厂做工的和官府关系近？
这也是个大问题。
因为爪哇人的村社制度，以及一年数熟的气候，爪哇人并不愿意去糖厂甘蔗园做工。不只是爪哇人这样，也不是说大顺人就勤劳，而是在大顺，但凡有个十亩地、能一年三熟，谁会去甘蔗园砍甘蔗？
所以糖厂将来的主要工人，肯定还是福建广东等地下南洋的人。加之一些技术工种，也都是华人挑大梁，缺了华人还真干不下来。
荷兰这边，从1730年开始，便出现了蔗糖危机。生产相对过剩，卖不出去。
但是，伴随着欧洲开战、混战开始、欧洲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带来的茶叶飞入寻常百姓家、咖啡的大规模普及、战争导致的军需糖配给等等……
历史上巴达维亚的红溪惨案过后不久，就又迎来了一波蔗糖的高利润期。
如果大顺能够接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市场遗产、加上强迫日本开关贸易增加的贸易量，蔗糖的反弹是可以预见的。
这种情况下，政策又该是怎样的？
站在帝国主义的角度，不压低华人雇工的待遇，蔗部承包商、大顺皇室和勋贵们入股的贸易公司，怎么和海地的法国黑奴竞争？怎么和孟加拉的低种姓“两脚牲口”竞争？
而且，既然朝廷鼓励移民，又不肯多花钱，移民到了南洋，总得有事干吧？总得干点啥先吃上饭吧？
愿意花钱倒是好说，出钱移民、出钱垦殖，但问题是朝廷花得起这个钱吗？
真要是朝廷出钱搞垦殖，下南洋的人谁肯去糖厂做工、去甘蔗园砍甘蔗？
工业时代的思维，是工人比农民强得多。
可在工业时代之前的黑暗时刻，小农的日子比雇工强多了。
直到1848欧洲之春的时候，各种空想社、反动社、打着社的旗号要搞复古反动和农业宗法制工业行会制的，仍旧是最强势力，也最能蛊惑人心。
说的残酷一点，移民的日子过得太好，朝廷出钱搞垦殖，没人愿意去砍甘蔗。
就像是澳洲的那个经典例子，英国人搞投资，搬过去个全套工厂，不到三年，工人全跑路了——做工累死，当自耕农岂不美哉？
现在皇室想要钱，那么思维方式肯定要往殖民公司的角度上靠。能赚钱的，当然不会放过；能出口换白银的，当然在政策上鼓励支持承包商。
除此之外，问题其实有的是。
荷兰的巴达维亚总督，更像是巴达维亚苏丹，异教徒要缴人头税，绿教徒是不用缴的，这是一直以来宗教规矩。这些人收不收人头税？改变自来如此的传统，会不会引发大规模起义？
统治区土着旧贵族的权力，比如对治下农民的封建劳役等，要不要废除？要不要搞掉这些土着贵族，避免中间商赚差价？
华人移民到来之后，对原有的村社土地制度的冲击，怎么解决？
大顺习惯的小农经济，和这里的春秋时代一般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怎么瓦解？
正如殖民者有双重使命，要破坏旧的一切，也要按照殖民者的需求来改造成新的一切一般。
大顺下南洋，一样也是这样的双重使命。
破坏旧的一切。
按照大顺的需求，来改造成新的一切。
问题是，对大顺来说，需求的南洋，到底该是什么模样？
这些问题，哪一个都是难题。
随便挑出来一个小问题，也足够许多许多年后，搞社科文史的，写出一篇宏大的硕博论文了。
刘钰说要考教考教牛二等人，也着实有些强人所难，实在把他们难住了。
因着他们受了刘钰这些年潜移默化的影响，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渐渐和大顺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了。
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又不只是大顺这边的被潜移默化影响的人有诸多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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