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朝廷大员，在朝廷将来向着谁这个问题上，可就不敢轻易说话表态。
客观上，以绝对理性的视角去看此事，真要是有闹事砸机器的，肯定是要从严从重的。
甚至直接出动驻军也在考虑之中。
既然可以预见初步工业化的矛盾，那么就应该知道，这些矛盾最好是拆开了、揉碎了、分化了、瓦解了，一点点解决。
一旦矛盾堆在一起，解决起来就难了。
只不过，一方面出于大顺小农经济的政治正确，有些话刘钰不能说；另一方面，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必然变味。
譬如他本来只想要镇压卢德运动，但是结果地方官直接搞永禁叫歇，严惩不贷，显然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明知道这些工厂主想要什么，刘钰思索许久，还是给出了一个看似讲道理、实则模棱两可的回答。
“朝廷做事，向来都是有迹可循。”
“既有《大顺律》，便按照《大顺律》来办。”
“若是《大顺律》上没有的，尚且还有春秋、论语，以作决狱之用。教法高于律法。”
“若是连春秋、论语上都没有记载的事……譬如这新机器的使用，雇工反对等，这也有迹可循。”
“雇工和雇主的事，之前少见。但地主和佃户的时候，历来颇多。”
“那我且问你，以圣朝之得天下，若有佃户反抗，而乞减租，圣朝会如何做？”
“代之以雇工、雇主，雇工请求为计件工资、亦或春秋时候多给一些酒钱、亦或做工要有米贴，这与刚说的地主佃户事有何区别？”
“竟难不成，圣朝要学东虏，前朝末年于江南，士绅竟有赞东虏‘仗义’者，如今更有思慕东虏者；奴兵起义，竟是士绅请东虏出兵镇压箪食壶浆以迎蛮夷？”
这话，正是工厂主们担忧的来源。
他们虽然不懂小农经济是帝国的基础这个道理，也不懂大顺这样的末期封建王朝至少在理论上要行抑兼并的手段。
但是，他们知道大顺一些地方官的风格。
贪官还好，清官肯定是略微偏向于底层的。
正以为刘钰这是替着朝廷表达了态度，妇人刚想说若如此，新机器他们真不敢用的时候。
刘钰又道：“但另一种情况，也得考虑。”
“譬如这地主家里，乃用牛马牲口，佐以耧车耕犁。原本要将土地分出百余收租，如今却只养二三十雇工。于是被迫退佃之人，竟蜂拥而起，砸毁耧车耕犁、杀灭牛马驴骡……这便又不一样了。”
“你们可明白了其中区别？”
他讲了这么多，其实若在后世，只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以生产力是否进步为准绳。
但这时候，除了他身边的那些人、以及他带出来的学生军官等多少能够明白外，这里的人如何能够理解这个评判标准？
毕竟，这还是个春秋决狱的时代。春秋里，没写一句“人均生产力是否发展是衡量对错的重要标准”，这就难说清楚。
这样举例一讲，不管是身边的松江府尹，还是机户妇人，大约也都听明白了其中的区别。
不能一刀切，但基层最爱干的就是一刀切，所以只能说成这种模棱两可的程度，并未说的太详细。
可又不能不说。
政策终究还是要来地方官执行的，至少地方官得清楚，哪怕不明白其中的内核，也该知道表象：面临将来可能产生的新矛盾，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判决。
说罢，目光扫过松江府尹，似在询问他听懂了没有。
“鲸侯所言，实在让下官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乃至万物。这松江府工商业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之前都不曾见过，若以过去经验来判决，着实难办。然而圣人可从万物衍而生道，以万物归三、三归于二、二归于一、一归于道。一法通，万法通。可寻常人只能看到万物，非得知道万物都该怎么解决，才知道怎么解决，就像是知道羊肉怎么做，但给他块猪肉，这就不会做了，非得把猪肉该怎么做也告诉他才会。”
“下官寻常人等，中人之姿，若说先明道而做事，实无此等本事。但鲸侯所言之道，下官也能小窥一二了。”
松江府尹如此说着，心里却也只是半懂不懂。隐约觉得好像抓住了刘钰说的重点，但要总结出来全部的道理，却又难，一时间说不清楚。
只觉得，无非是说，若是机器取代了人，与民争利，这要向着机器；但若是机户压榨太重乃至于机工齐行叫歇，似又秉持大顺抑兼并、重小农的态度。
这其中的分寸，实难把握。
加之这松江府确确实实有很多大顺律、或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以过去的经验很难得出完全正确的处置方法。
就像是苏州府的齐行叫歇事件。
《大顺律》承《大明律》，《大明律》在制定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考虑全行业罢工这样的事？
时代发展，会出现很多新问题。制定法律的人，不是先知，不是圣人，怎么可能在数百年前，就制定下怎么应对全行业罢工的对应法律？
在这个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时代的松江府，这种“前所未有之事”，着实很考验地方官的水平。
松江府尹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和刘钰类似的发展生产力的三观，他只是觉得刘钰现在皇恩正隆，松江府又是皇帝的金库，一旦出现那些前所未有之事，既是要看自己处置的手段，也要看处置的方法是否符合上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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