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还有人喊道：“国公不妨到朝廷里说说，朝廷每给丹麦公司加一年关税，这一年借荷兰人的淮河水利债的利息，便我们出！若是朝廷能封闭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收回澳门、封闭各国商馆，或给他们加重税，这朝廷的关税损失，我们出两倍！”
“一年满打满算7%的利，一年也就还40万两的利息。单单是关闭丹麦商馆，不说别的，但说这锌块黄铜贸易的利，一年就不止这些。还有茶叶瓷器呢？你们说是不是？”
这样“离谱”的、仿佛是和朝廷政策做权钱交易的想法，也是让周边叫好声一片。
刘钰赶忙说了几句场面话，说朝廷给丹麦商馆加税，实是因为丹麦有不敬之言语，莫要乱说。之前查封英国商馆，也着实是因为英国商馆走私鸦片，天朝是讲道理的，公事公办，非是你们想的这样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场面话说了一堆，懂得都懂，心想这事儿谁不明白是咋回事呢？
但场面话之后，确确实实这么干了，朝廷也算是第一次为对外的贸易竞争出力了，这让这些海商和金融资本的联合体，还是可以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重视的。
按说这个时候，刘钰该趁热打铁，谈谈什么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之类。
最起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道理，用在大顺的贸易重心改变上也是个说得过去的道理。
岭南传统商路改变，导致的大约15失业、近百万劳动力家庭人口受影响，按说也该是松江府这些获利的人出这笔钱。
毕竟大顺现在的税收模式就是这么无能，国税收不了几个钱，地方政府要自己搞钱，广东那边肯定对这件事相当不满。
历史上买办横行的时代也是如此，原本是广东独家垄断买办产业，结果后来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上海开埠、福州运茶，使得广东的买办经济体系直接崩溃。
大概这也是后来所谓的广东人革命、苏浙人出钱这个历史现象的原因之一。
现在大顺这边的国税改革，还只是在苏南几府推进，广东现在因为贸易中心改变导致的失业潮，朝廷也不给钱，或者说也没钱。盈余的那点钱都投入到两淮了，按道理说，这十几万的失业安置，是得松江府这些得利阶层出钱才是。
但刘钰假装不知道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也根本不提。
这些商人或许听说过，但刘钰不说，他们又怎么可能主动拿钱？
这和他们选择支持对外扩张可不是一回事。
对外扩张可以使他们得到利益。
而救助岭南的穷苦百姓，他们一分钱赚不到。
再说刘钰即希望借助他们的资本搞移民，现在移的也是两淮的百姓，如今自是只能先苦一苦大庾岭商路的百姓了。
终究，岭南百姓还有自发下南洋的机会，两淮是完全没有这种自发机会的。
往阴暗点想，甚至可能朝廷也明白，只是假装不知道。
皇帝八成算过，岭南失业百姓起事的话，杀光镇压屠戮，比起花钱把他们安置，要便宜的多，尤其是军改之后更是如此。
皇帝不提，朝廷不提，刘钰自然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主动把这个屎盆子揽在自己头上。
既不说岭南百姓的苦难是他们的责任，而这些商人又因为特殊的环境使得他们非常自觉地理解了“朝廷对外扩张和他们的利益高度一致”，今天这场本来刘钰就算给他们上一堂帝国主义教育课的香料问题讨论会议，也就在一片融洽祥和兴高采烈的气氛中顺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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