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江南大儒，如毛奇龄者，全力攻讦阎若璩。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能说！】
为啥？
因为【吾惧《大学》之错，《国风》之淫，《古文尚书》之伪，后人必有藉帝王之势而毁其书者，吾故论古文之冤而并及之】
因为大顺这帮人，明显对儒生不信任，你这时候给他们递刀子。你这是准备让他们搞一次焚书坑儒？
万一对面借着这个刀子，把儒学整个都毁了呢？你阎若璩就是千古罪人，你可不是小罪，你是滔天大罪。
哪怕你考证的结论是真的，你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
甚至于其实相当反对程朱理学的颜李学派，在这个时候也是慌了。
李塨也说【今人辩《尚书》有伪之说，先生既有驳正，此事所关非小，即可行世……今人驳《尚书》不己，因驳《系辞》，驳《系辞》不己，因驳《中庸》，不至扬矢周孔不止】。
怕啥？
怕阎若璩开了这个风气，最终【扬矢周孔】。
一旦开了口子，只怕有人一路往下搞。你以为你搞了《尚书》就结束了？
只怕有人要把刀子，一路插到周公、孔子那。
六经里，《乐经》失传了，还剩下五经。你这直接朝着剩下的五经之一开火。
你搏出了名，别人会不会也跟着学？
你能反《尚书》，而成名。
你阎潜丘做的，别人做不得？
别人为了更出名，反不得孔夫子？反不得周公？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能说！其实知道这本书是假的人多了去了，甚至朱熹自己都知道这是假的，但重要吗？
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思想，是正确的。明知道是假的，也未必不能用。
而他能用的根源，是因为这是六经学问，而不是因为这是对的。
但伴随着大顺逐渐稳定下来，明显继续沿着一个传统王朝的道路往下走，并没有出现儒生所恐惧的政治氛围后，这件事的意义就又不一样了。
一方面，大顺对儒生的攻击、羞辱，到此为止。最多也就是汉高往儒生帽子里撒尿这种程度，甚至还不到。
另一方面，大顺用羞辱的方法，让很多儒生自发为大顺辩经，极力证明大顺是正统、而我们这些儒生和被大顺羞辱的那些软骨头儒生不一样。
后续大顺的做法，也是有点和稀泥。
一方面，大顺支持阎若璩，以此打击理学，获得道统。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认定了《古文尚书》的一些篇章是伪作之后，继续用，也没有说因为这是假圣经就不用，仍旧是官方认定的六经内容。
在这种大环境下，整体上又都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也就自然引发了考据学的发展。
既然连《尚书》的一部分内容都是伪造的，那么到底有多少东西，其实是违背圣人本意的？有多杀东西是夹带私货的？
加之旧学已破，而且是破的非常彻底的那种破——天文学、地理学、考证学、史学等等，都在不断轰击宋儒旧学，已经是千疮百孔。
可新学一直立不起来，始终没办法整出来一个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指的是既要离开性理学的逻辑模式；又要做到符合儒学精髓；甚至还要尽可能指导现实，这是很难的。
是以，也就引发了一场类似于“文艺复兴”的运动，通过直抵先秦学问，来追寻圣贤真理，而不是去看被后人扭曲改动的东西。
这种追求先秦学问的方式，又出现了两个分支。
一个，是求形，全面复古，克己复礼。
另一个，是求义。
以井田为例。
是追求井田这个制度？
还是追求井田背后的意义？
王道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这就又引发了另一种关于王道的思考。
通过去除后世的解读和曲解，直达圣贤的原始文献，若取其义，关键就在于王道。
那么什么是王道？
有人认为，【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六经所载的学问，其实就是当时遂民之欲的方法。
就是说，体察民情，探究百姓到底想要什么、达成他们的要求，这就可以算作是王道了。
吃饱。
穿暖。
能读书。
过年能吃上顿肉。
没有兵荒马乱的威胁。
没有外敌入侵的屠戮。
这样，王道备矣。
其实到了这一步，如果能让这种思潮成为主流，或者说创造这种思潮通行所需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那么儒学改良就剩下最难的两步了。
实际上，这一步不难。明中晚期，就有不少人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难点主要还在于后面两步。
哪两步？
怎么通过逻辑演绎，把这种“达情遂欲即王道”的想法，由道、天理、气、太极这些东西，演绎出来，并证明这确实是天道、天理、气所想表达的东西？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则还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的问题。
怎么防止把正常的达情遂欲，不要变成极端享乐主义、极端自利主义？人心充满欲望？
怎么确定什么是“合理的人欲”，什么是“不合理的”？怎么解决这种个人需求的“度”的问题？
克己复礼。
应该克己到什么程度？
哪些算是应该克己的范畴？
哪些算是正常的需求表达？
那我想当皇帝，行不行？那我想有一亿亩土地行不行？那我想高买低卖赚取利润行不行？
这种所谓的“合理的达情遂欲”，是否还需要身份等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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