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松麓比权哲身看的更透、所受的震撼更大，因为他明白，明末顺初一些大儒的担心，真的走向了现实。
从古文尚书真伪论开始，再到反程朱理学，当初大儒所预言、忧虑的【最终扬矢周孔】，似乎真的不是杞人忧天。
因为这个脉络，在明末已经上演过一次了。
东林党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阳明心学以及极端化的泰州学派的反动。
按其所想，天下危亡，源于什么？源于道德败坏，只要肃正道德，就好了。
而道德为什么败坏？
东林党不能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旧道德，无法适应明末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心学创建，再到泰州学派、到李贽等人走到极端程度，都是试图适应新时代变化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了东林党对这些道德沦丧之学的反动。甚至明末时候，朱子学大兴，既不是朝廷推动的、也不是谁来认定的，纯粹就是源于物极必反的反动。
学术上的反心学而动，政治光谱上的保守道德主义回潮，没那么多令人震惊的东西，很正常的事。
其实东林党的很多大佬自己知不知道朱子学的问题？当然知道。
但是没办法，道德败坏、天下将亡，问题到底出在哪了？找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自然只能从老办法里找，搞道德至上这一套东西。
只要道德净化，则积弊可除、天下可安。
东林党也不是没提出过“摊丁入亩”之类的想法。
但现实就是根本实行不了，为什么实行不了？
按照一个最容易接受的理解，那肯定就是天下道德败坏，只有道德净化，才能走下一步。
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他们发现这条路走起来，真的是走不太通。
以至于到了后期，梅之焕、邹元标等，已经开始感叹：要是张居正还在，集权在手，镇压众生，天下至于这样吗？
单就学术思路上，既没必要吹捧，也没必要踩的万年不能翻身。
很正常的“保守派”，在转型期对激进思想、道德败坏的反动；传统道德主义的一次回流而已。
古今中外，必然情况。
延续到大顺这，路径还是差不多。
东林道德，朱子学复兴，是对明末心学激进派的反动。
到大顺这，颜李等辈，又是对朱子学复兴的反动。
如果一切正常，没有刘钰二十余年的物质基础的变革，实际上脉络是很清晰、也很容易推断的。
从明末心学激进派，反动回宋儒，再从宋儒，反动回汉经学。
等着反动回汉经学后，无非两种可能。
第一种，窠臼之中，仍旧无法指导和西方交流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社会发展。工商业发展导致旧道德沦丧。
然后程朱理学最终反扑，走明末的路，在王朝末年，程朱理学再度成为正统，试图走东林党道德救世的路。
第二种，考据学和经学研究，总结了方法，但成果越来越少。因为儒家经典追到汉经学，其实并不多，出成果就很难了。
仍旧还是社会发展，无法指导现实；加之西方科技的传播。
必然导致这些考据学家，或者是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为了走“以诸子补儒”的路，都会开始转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诸子百家。
《管子》、《墨子》、《庄子》、《晏子》之类的书籍考证、传播、将那些佶屈聱牙的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译成易于传播的时代文风等等。
虽然说，杨朱墨翟的学问素来是儒家厌恶的异端，但在明末对宋儒的大反思之后，基本上，杨、墨二学的“异端度”，降在了佛、释的后面，明末开始就普遍认为“佛释之害，甚于杨墨”了。
总之，要么，末期程朱道德学问复兴，结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来一波反思。
要么，考据学推动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诸子学以补儒，文艺复兴，托古改制。
而此时的大顺，实际上第一条路基本被斩断了。
因为刘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经济基础。
通过对大约二三十万漕工盐工河工的血腥镇压、扬州府淮安府以及运河区大约一百五十万人的被迫迁徙，以及对外扩张、东北的种植业商品粮化等等一系列举动，使得出现了理学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考据学有个问题，有人做过比喻，说是“考据学在前期，就像是蚕吃桑叶，但他妈的光吃桑叶，不吐丝”。
这就是戴震做的那个“轿夫”和“大人”的比喻。
桑叶咔咔地吃了一堆，吸取了一大堆上古营养，但丝一点吐不出来；或者说，大人重要还是轿夫重要？明显是大人重要，结果新学问全都奔着天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学、水利学这些“轿夫”使劲儿，而塑造社会道德的义理始终立不起来。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理学家颇为忌惮的点。
比如曾剃头，就评价过，说这种学问最可恶。
张己伐物，专抵触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只言片语，变更故训，另创一义。
历史上曾国藩最担心的方向，恰恰就是大顺此时新生代儒生走的方向。
解构儒学体系，弄些只言片语，孔孟言语，先秦典籍，另创义理，变更古训，以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现实情况，达成群流附和、坚不可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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