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因为这七个郡在前人的试卷里。
尤其是大顺很多人逐渐意识到，海军对这七郡的狭长地形，是致命的优势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皇帝留给儿子的最大遗产，恰恰就是这七郡。
七郡在老皇帝手里，不是给儿子的遗产，而是给儿子的负担。
七郡不在老皇帝手里，才是给儿子的遗产，而非负担。
这份遗产，可以让儿子刷到威望、把控军权、在实践中学会怎么搞内外帝国、在战争中学会平衡文武。
威望和军权，对新皇帝来说，才是最大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非核心区的土地，并不是。
没有多少人能透彻看清大顺的这种被刘钰“绑架”之后，【道统】试图反动转型却依然失败的局面。
也没有多少人看到，皇权、军功地主良家子军官团、与朝廷息息相关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恐惧于新时代被碾碎的城市小市民阶层、被边缘化的实学新学人才、自宋以来儒家的以小农和小生产者为最终空想的平均空想、北方小农华东资本南方宗族主客械斗的社会撕裂、保守的传统士大夫……这一切，一旦失控，可能会滑向何处。
新世界近在眼前。
自旧时代涌起的大潮中，渐渐产生了很多理所当然的“无意识”，但这种理所当然的无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意识。
一如此时的孟松麓，他深处潮水之中，应着那句身在山中不知山的话语，理所当然地觉得如果资本真的需求人手的时候，必然应该优先移走山东河南的百姓，资本首先应该是服务于圣朝的，然后才是天下，最后才是天下之外的世界。
而从不应该是因为那里的人工更便宜，所以可以自由地选择移走那里的人。
没有为什么。
甚至这就是大顺这边传统的某种【self-evident】，不证自明、不言而喻。
他或许反对其中的血腥残酷与不仁义。
但又时不时冒出一些支持的想法。
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他隐约觉得自己的反对是无用的，也是无意义的，于是选择了逃避，远走他乡万里之外。
他，甚至他的老师，都以为，他的内心藏着张博望、班定远。
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是张班等人心里装着西域的万里黄沙，而是想要逃避故土越发富庶的工商繁华。
盛世，从不是个好词。
只有经历过开元繁华、又经历过安史之乱的人，才能理解什么是盛世。
在天宝十四年冬月之前就死掉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盛世这个词的真正滋味，那是一瓶回韵悠长的老醴，不是一抔痛饮欢歌的烈酒。
盛世不是十一二点钟的太阳。盛世是傍晚山巅的西霞。
孟松麓嘴上并不承认朱熹的判断，事功学会毁灭圣道；也不相信，事功学发展的极致必然扬矢周孔，哪怕发起事功学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内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处，却告诉他去远方，离开事功学蓬勃发展的地方。
因为对刘钰一贯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对；既兴奋、又痛苦；既赞许、又批判。
他传承自旧时代的信仰，已经崩溃；可新时代的信仰，还不成体系。
他说反对刘钰的弱水之桥的想法。
但却在学派正式决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区尝试乡约村社建设的时候，他选择了逃避，去檀香山。
于是，就如现在。
当权哲身告诉他，刘钰决定传授权哲身富国富民之道的时候。
他内心想的，是兴国公行事，必然有诈，不知道又挖了一个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几乎同时，内心又想，兴国公行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难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乱大难，我自东渡万里，眼不见，则不知，便不存在。
他没有惆怅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内心在假装这是大汉永平十六年的洛阳街头，假装自己是即将踏上西域的年轻的班仲升。
所以高谈阔论，壮怀激烈，指点江山，激昂文字。
不断笑着回应着权哲身的疑惑，用这种远赴万里行大功的激昂壮怀，评价着权哲身从刘钰那听到的“兴工商”的理念。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从废运河、毁盐业、扬州风流只残垣、十万闲民徙远疆的全过程的儒生。
其实不该用这种激昂壮烈、品评道器的语气，来评价“兴工商”这三个字。
但他还是用这种仿佛无意识的意识，看好朝鲜国若发展工商业的前景。
至于发展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发展工商业的第一步，就是刘钰用事实、或者说用装满南洋米、虾夷麦的大船，鼓吹粮食够吃社会分工论。
当同样的鼓吹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于，他还主动帮着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税收催动货币白银化，或者货币大顺化。
告诉权哲身，或许，货币取代过去的实物，是一种必然，不要徒劳地在这件事上选择复古。
唯独坚持的一点，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并且不是桥而是彼岸，因为他隐约知道，这是儒家体系的基石。
或许，以松苏为中心联络的南洋关东，已然成为了新天下的某种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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