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运气好，没病死、没因为下雨矿道塌了砸死，自己说不定还真有机会看到弟弟。
权哲身倒是没有赵立本这么兴高采烈。
虽然地上的蓝奶石铺路、两侧的店铺林立、街上生机勃勃，比之汉城甚至都要有人味儿。
可一股子礼崩乐坏、天下已亡、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味儿，弥漫在这街巷之间。
出于儒生的身份，天然地不是很喜欢这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不过他也只是抽了抽鼻子，还是跟着赵立本一同去了前面的那幢楼房。
转过街道，又走了一段距离，便来到了车夫说的地方。
很有风味的一片建筑，找到正门，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两个人，见二人一进来就摆手道：“最近不招工。”
赵立本连忙表明来意，报上名字后，递上去了一块钱，坐在那的人便熟练地摸出来一套名册。
把工组名册先放到了一边，拿出来旁边一套按照姓氏的名册，在那寻找。
权哲身则背着手，看着墙上贴的一些让他很不适应的东西。
一份是工时表，一份是明确的工资表。
矿工们每个月会放三天假，初一、十五、三十，都会放假。
平日上工、下工的时间也有定数。
工组挖到的矿石，还有计件工资，给提成。
剩下的，就是一些需要遵守的规矩。
看的权哲身一阵晕眩，他可真的是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毕竟他在朝鲜国，要么是奴婢，要么是劳役，着实有些不适应这里奇怪的工作制度。
但看起来，好像……好像这里的生活，确实不错。
权哲身心道，莫非这里开矿的，都有上古君子之风？
天朝上国，果然不同。
然而，实际上他想的大错特错。
吊毛的君子。
大顺的资本家当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这纯是被逼出来的。
当然，除了逼之外，大顺的技术进步，导致大顺从宝石行业中获得了超额利润，也是一部分原因。
其实，如果搞“大顺特许锡兰公司”，不用脑子，用丁丁想，也可以知道，资本不会选择华人作为劳动力，而是会选择运费更便宜和有种姓制度反抗度更低的泰米尔人。
泰米尔人到锡兰的距离，并没有从南京到上海远。
华人雇工到锡兰的距离，却相当于从上海到阿拉木图。
运一个华人的成本，是运一个泰米尔人成本的20倍不止。
而且，当年南洋的事，巴达维亚乌衫党，也给大顺的新兴阶层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华人逼急了，就容易反抗，远不如种姓制度下的人驯服。
资本如果不受约束，会选哪个？
官督商办，从纯粹利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肯定不如官不督、资本完全自由的利润……或者叫“效率”高。
某种程度上，刘钰的诸多变革类似于【客观上】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纯是借助大顺的特殊情况，来完成一项历史和生产力意义上的进步。
刘钰是经常站在资本的一边，打压小农、镇压起义、有时候还要在朝中为资本家们保驾护航，但要说刘钰真正和他们站在一起，那肯定也不是。
实际上刘钰做事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保证资本投资的利润，比在大顺买地收租高、且高过历史传统带来的对土地的信赖加成就行。
资本逐利，就像是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个基本的规律。
包括大顺的土地兼并，其实也是符合土地私有制下的逐利规律的。
早就有人说了，家有钱财万贯，今天赔了、明天烧了，远不如土地，战乱之后，张家的仍是张家、李家的仍是李家，本身收租的回报率也不低，还有充沛的避险投资性质。
土地私有制加土地买卖允许，资本自然往土地、放贷上跑。无形之手嘛。
所以刘钰非常欣赏“西方人用火药征服世界、中国人用火药做爆竹”这句“反思”——反思错了，这分明体现了中国人民很早就有的市场经济精神，利润导向。
伽利略这种威尼斯军械局资助的力学研究、拉瓦锡这种火药局局长的化学研究，分明就是逆市场经济的国家管控和政府引导下的“邪路”嘛。
刘钰也没琢磨着靠意念，愣是改变这个规律，幻想什么资本家是一个民族的就一定会为民族崛起、大争之世而放弃利润。
他只是在利用这个规律。
水从甲流到乙，不是规律；甲比乙高，水从高流向低，才是规律。
那就简单了。
可以把乙垫高一点。
比如他在松苏地区，搞全面的田亩清查、标准十一税，提升土地价格，降低买地收租的收益，转为货币租压低粮价逼佃户退佃逃亡。
也可以在再挖一个丙，比乙要深。
比如关东、南洋的大开发；海外贸易等等。
他在苏北，对盐户进行残酷镇压，就是让投资苏北垦荒的利润，要比把钱在松苏买地收租的利润高。
小生产者的盐户既然阻挡，那就镇压。
他在漠河黑河等地提出的移民实边的金矿计划，则是另一种思路，即从一开始东洋贸易公司必须承担军事义务和培训水手义务时候的思路——即便承担种种义务的额外开销，利润回报率依旧比买地收租要高，你不肯，有的人是肯干。
纯粹的追求利润、追求回报率，那是资产阶级夺权之后，成为统治阶级，并且制定了符合其阶级利益的法律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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