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实学一派的人越来越多的前往南大洋、北美，一些在明末“大觉醒”中讨论了许多次的东西，再也遮盖不住。
最开始，很多人讽刺儒家复古激进改革派，说他们“连算术都不懂，数也是君子六艺，还号称通儒呢……按照你们的想法，一户丁，田五十亩，你自己算算天下是否有这么多田？”
一开始颜元过于激进，被人指责为“伤富户之业、夺富户之田，此非正道”。
然后李塨等人把这个激进的想法改进，再到王源，最终拿出了还算是比较完善的“三十年赎买”方案。
如果说，在科技水平达到之前，这个想法是空想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李塨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他的设想里自己都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工为商恐难容纳如此多人口”；而反动，是说这一套方案的背后，还涉及到非常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制、惟农有田工商不得取田等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问题在技术层面上，理论上已经可以解决。
比如土地，澳洲的土地或许差一些，但是北美的土地是真的好，枫林湾再怎么差，也比甘肃那等少雨的地方强，也比西南高山上的一点点能种玉米的平地强。
比如工商，伴随着产业发展，李塨生前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空想的“工商业无法容纳过多人口”的问题，也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当技术，或者说生产力水平——航海术、造船术、导航术、数学和天文学，也是生产力——已经达到理论上可行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做，这就会让很多人心生疑惑。
大顺的人地矛盾，已经即将到达无可挽回的地步。
历史上，黄河决口之后，围绕着微山湖，山东江苏的农民，动辄武装数万开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更不要提土客矛盾、赶苗拓业、垦蒙导致的蒙古贵族地主化引发牧民起义和佃户相杀、还有那场影响极大的白莲教起义。
松苏不是尼德兰，也做不成尼德兰。
大顺普遍的“天下”思维，使得这些先走一步的人心里装着的仍是天下，而不可能是尼德兰和西班牙模式。
这天下，自然包括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甘肃等等地方的人。
江南是人，别处人也是人。
于是，一些激进的想法也就不可避免。既然胸怀天下，那么自然会把目光投向一处地处温带、北半球、气候湿润、平坦、冬季最低也就零下二三度、有枫树桦树杨树、能种小麦种苞米种蔬菜、有河流、非常适合搞水利堤坝灌溉、人少地多的地方。
即便，实际上这件事正在做，比如眼下正在进行的金矿搭台、移民唱戏的办法。
但很多人觉得还是慢了，何不争朝取夕，以最暴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或者说，以最暴烈、最激进的手段，来减少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上分娩的痛苦？
和一些人想象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从当初米子明送瑞典战俘回哥德堡开始，大顺和欧洲的交流逐渐加深，对于欧洲的了解越多，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
以史为鉴、以夷为鉴也罢。
甚至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大顺实学派的这些人，鉴来鉴去、攻来攻去，攻的方向，直奔着“强化集权”的方向上去了，而不是反过来。
顺承于明。
有些东西，叫影射史学也罢、叫托古言志也罢，总归，很多人借着明朝的事，来抒发自己的想法。
说前朝朝廷，连发钞权都没有，在白银改革之后，确定了用白银为税的那一刻，就等于拱手把发钞权让给了东南沿海大商人。莫说西洋，便是日本，幕府手里也有发钞权——发铜钱，收税却收白银，并不叫发钞权。因为铜钱不是辅币，而是类似于内币和外币的关系，兑换价格是按照汇率波动的，并不是固定额辅币，所以实际上就是没有发钞权，而是“自由”到把发钞权让给了商人，这不是扯犊子吗？
说前朝朝廷，连海关都管不明白，那么大的贸易额，能把铜钱冲到白银货币化的程度，税收能力和英国差了八条街。
说普鲁士这等国家，都知道用财政补贴纺织业，这边可倒好，任何经济政策都没有，全靠自由发展。连学法国财政部出钱组织丝绸生产出口获得财政收入的脑子都没有。
说荷兰为了把控茶叶的专营权，不惜用各种手段，掐死奥斯坦德公司、屠杀英国东印度公司。这边可倒好，茶叶就是这边的特产，居然不知道垄断茶叶出口税。
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大顺这群人在这个时间睁眼看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四个字。
“国家强力”。
这和1848欧洲之春之后，再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各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台，甚至再往后几年中国的手工业已经堪堪能和有大洋运费阻隔的机械工业不相上下不甚有优势。
那时候看到的，是那个样子。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毕竟，连正牌的《国富论》，都还要晚几年才能出现，而出现之后也并不是英国的政策，而是反英国政策的。
这时候，双眼向外看去，所能看到的，唯有重商主义、加强集权、强力干涉——重商主义只要不去“望文生义”，就应该知道这个“重农轻商”的“轻商”，并不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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