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市场有了。
人地矛盾减轻了。
粮食有了。
小农也有余钱买布了。
工商业随着国内市场扩大，也就发展起来了。
那还愁什么？
这不关键是没这个能力吗？
第二个，想办法为大工业保驾护航。
以暴力机关，来对任何阻碍工业盈利的力量，碾碎。
这个，也够呛。
因为，照着正常路线，肯定是先轻后重。
大顺这情况，你搞轻工业，那肯定就是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
这四个字，其妙无穷。
关键就在“民”，到底是啥玩意儿，谁是民。
当初，桑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时候，就扯过这个与民争利的问题。
贤良文学说，中央要啥的铸币权啊？不如把铸币权交给自由市场，交给地方豪强。这玩意儿有啥难度吗？谁还不会铸钱啊？你这样，铸币交给市场，这不就好了吗？
中央要铸币权，那就是与民争利。
贤良文学说，中央要啥盐铁专营啊？不如把盐铁这些玩意儿，交给地方豪强。
中央要盐铁，那就是与民争利。
显然，这里与民争利的“民”，那一般人理解的“民”，肯定就不是一回事。
但大顺不一样。
比如说，大顺在松苏，依靠印度的棉纱，搞纺织大企业。
那肯定会把湖北的纺织业冲死。
而湖北那些干纺织的，也就是靠着湖北本地的市场、靠着川盐入楚的契机，老娘们儿纺点纱线、织点棉布，挣几个稀饭钱、买点盐、换点钱交货币税、给姑娘买个红头绳。
那你说这是不是民？是不是与民争利？
你固然说，这些人，生产力落后，是要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过去的。
但问题是，他们是人。是有自我意识的，是知道“死则举大名耳”的。
他们面对历史车轮的时候，不是自觉地在那一琢磨：哎呀，我不进步啊，那我活该被历史车轮碾死。于是闭目待死，等着车轮碾过的时候，还要大笑三声“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不是的。
他们会当场念上几句诗，然后会就近上了大别山。
那你大顺的这些大工业巨头，能不能解决上千万人的就业啊？
肯定不能啊。
能的话，事情倒是简单了。
刘钰搞改革，无非废了个运河、把贸易中心从广州弄到了松苏。
而已。
这就导致了二三十年间，大顺连绵不断的起义、反抗。
断断续续地镇压了三十年，才堪堪稳住。
青州军打完了西域重整、分散之后，除了一部分做了海军陆战队的底子在海外打仗、一部分在西南改土归流。
剩下的，基本上都在忙着剿灭运河沿岸、扬州盐工、五岭脚夫的起义、反抗。
你资产阶级压得住吗？你的力量从哪来啊？
法革扛得住，能以巴黎干爆法兰西，以法兰西干爆欧罗巴，靠的是谁的力量啊？
靠的是农民。
人家农民是跟着你资产阶级走的吗？不是啊，是你们资产阶级用亡灵召唤术，把格拉古和凯撒召唤出来了，人家是在跟着格拉古和凯撒走。
你把这些上古英灵卡的皮一扔，换上了基佐等辈，农民认得你是谁啊？你资产阶级是个戟拔矛啊，人家农民跟你走？
在大顺，没有上亿小农的支持，你在一个农民国家，哪来的力量压得住一切反抗呢？
假如你都有力量压得住这等规模的小农和手工业破产、农村全面凋敝和乡村劣绅化导致的反抗，那你还脱裤子放屁干啥，直接走第一条路啊，把资本集中起来、指挥起来，奔向新世界的几十亿亩土地多好。
至于第三个，就是老马说的拿三玩的那一套：
骗也好、忽悠也好、用刺刀逼着也是个办法。
总之，让资本，往基建、重工、矿产、灌溉、运河等方向上跑。
如果，能以高超的金融诈术，玩出来圣西门主义皮之下的信贷银行，用信贷银行来当这个指挥棒，那当然最好。
若没这等本事，那就靠刺刀嘛。
刘钰和老皇帝给大顺打的底子还是很好的，外部既有广阔市场，也有商业霸权，还有印度的爪哇这两个绝佳的原材料产地，又有扶桑和南大洋即将挖掘的海量金银。
靠对外贸易，发展轻工。
靠刺刀、强制赎买、本金工业债券化，逼着乡绅的钱流向国内基建。
把基建搞起来，很多问题就好说了。
因为，基建，尤其是蒸汽时代的基建，意味着水泥、煤矿、铁矿、冶炼、金属加工、蒸汽机、造船业、机械加工等等诸多产业的发展。
固然说，其实李欗的想法吧，依旧还是“守旧”。
他这潜意识里，就觉得工商业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的人。觉得留下一亿人的农业人口，剩下两三亿人从事工商业，怎么可能啊？
所以，他以这种“守旧”的潜意识，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移民迁徙。
只不过，他的思路是圣西门主义的思路：想办法，为资本家创造条件，“引诱”他们，把资本投入到垦殖等“对社会有利”的行业中去。
最终的目的，还是等着基建完成，让资本圈地垦荒，拉人头过去干活，最终靠海外、东北、西域的几十亿亩“有商业价值”的土地，把人迁过去。
好比说。
此时没有基建、运输条件不行。
黑龙江畔的黑土地，一文不值。资本瞅都不会瞅一眼。
但要是铁路修通、或者说火轮船不看老天爷脸色直接能从海参崴到苏北，那么黑龙江畔的黑土地，将大有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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