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辽话语中的疏漏在场的人没人不知道，可是出于各自的原因，全都保持了沉默。张辽也是对这种情况有所预料的，否则他又岂敢在这些人面前露出口风。
管宁他们对汉室不满的情绪由来已久，除了管宁、王烈之外，国渊、邴原历史上皆是魏臣。孙乾是蜀汉重臣，但绝对不是大汉的忠臣。宗元则是墙头草，除了追随强者，他不会对如今已经势微的汉室有什么依恋。
但是问题虽然解决，可王烈却因为自己的过于冒失和冲动心中愧疚，使得屋子里的气氛显得有些尴尬。还好在场的人都是人精，自会有人出来圆场。
“既是如此，诸位也就无需过于介怀了。今日我等可并非为那牝鸡司晨的邪马台女主而来，诸位若是舍本逐末，却非喜事哦！”国渊见事态已经平息，开口说道。
国渊的话让气氛顿时一转，众人都想起来今天的目的，若是真的为了什么无足轻重的外藩野人耽误了自己从财政预算中分出一笔的事情，那可真是对不起辛苦了一年的属下和自己了。
于是众人将刚才的些许不快和尴尬抛诸脑后，开始就各自的职责和张辽“探讨”起经费的问题。
张辽在和众人交流过之后，感觉他们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开口要钱，虽然宗元那里提出的经费多了一些，但这涉及到青州兵装具的换代以及将作营兵工作坊的升级，所增加的经费也都是有明确目的的。张辽估计这些人在之前应该是和国渊做过深刻的沟通，他很欣喜的看到这些人的脑子里已经初步有了真正的经济的概念。
“经济”，这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意思为“管理一个家庭的人”。希腊的学者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将“家庭”及“管理”两词的结合理解为经济，而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坦言“经济就是一种谋生术，是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和国家有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中国的严复曾将“经济”一词翻为“生计”，但日本人将其正式翻为“经济”，后来孙中山先生从日本将这一说法引入中国，才成为正式的用词。
在汉代的学术界还没有正式使用“经济”一词，至少张辽接触了众多的学者都没有听到过。但是经世济民和经国济物这两个词已经出现，它代表的是一种儒家文人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张辽对此事嗤之以鼻的，虽然张辽知道这些文人没有他的那些见识，但他们想当然的那种治理国家的理念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张辽接受。张辽没有学过经济学，但是他却知道，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采用那一种学说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将“钱”弄弄明白。不关事管理国家还是管理家庭，钱都是必不可少的。学会如何赚钱，如何花钱，如何才能将钱用到关键之处，这才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什么后世的首相会是由首席财政大臣来担任的原因。中国自古就缺少有关经济、金融的学说教育，一直到明清时期甚至还有“天下财货皆有定数”的说法。当张辽从荀彧等人的口中也听到这种论调的时候，他心中的郁闷就不用再提了。但他一来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经济学，二来他也不熟悉汉代的经济生活，自然无法和他们辩驳。但张辽的心中对此事一直有心结的，知道曹操让他执掌青州，他在争取到了一定的自治权利的时候，就决定要在青州推广经济学说。虽然他没有系统的知识，但却不代表他什么都做不了。从官府各个机构都必须做的收支明细到每月、每季以及每年的总结和预算，张辽要从青州官府开始自上而下的将“经济”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为此他还让商人派出他们各自的账房高手给官吏上课，并依据自己模糊的记忆修改了记账方法。最关键的是阿拉伯数字的使用和运算方法的进步。张辽给郑玄的算学书中详细的介绍了数字和四则运算方式，并将多元方程式也拿了出来，又借着郑玄的名义推广，如今不但在曹操的治下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就连其他诸侯那里也纷纷弃用原本的汉字数字而改用阿拉伯数字。只不过如今这数字却是被冠名为“中国数字”，估计现在还未出生的那个印度学者巴格达一定很郁闷。
数字、运算方式的革新，青州制定的强硬的制度，让青州如今有了一些用数字、数据来治理地方的意味。张辽他也不会去强求进度，在他看来，潜移默化式的改革是最好的方式。若是能因此改变开始改变国人那种但凡涉及数据总是模糊不清的习惯，从此养成凡事以数据为准的传统，那张辽就已经很满足了。要求他们明白倒不如让他们自己从中得到好处，这样反而会使得这种学说的基础更加的牢固。就像现在的国渊他们，要钱、花钱都有计划，开源节流，这才使得青州财政状况迅速得以转好。
但是这也会有一个不怎么和谐的后果，其表现就是张辽必须面对几个纷纷想要为自己的部门多弄些经费的人的争执。
屋子里的七个人，除了张辽和置身事外的孙乾，其余四人均各有各的诉求，就连一贯风轻云淡的管宁也一反常态，为公学和推广乡村的私塾教育而向张辽申请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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