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自然免不了胡思乱想，甚至还有些非议的声音传出来，无非是含沙射影的指摘大首长有偏心杨浩的嫌疑之类，明里暗里的企图将光明正大的决策结果，歪曲成私心用事。
这种评语，对于掌握十几亿共和国大政的高层领导而言，绝不是什么好的说法。但凡走到那个层次的，多数都要异常小心，时刻保持不偏不倚。所谓公生明廉生威，不能让任何人抓住把柄。
然而这一次，类似的传言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威力和影响。通过铁腕治政，大首长已经建立起足够的权威和民间信誉度，恰好又是在打老虎重拳频出的紧要时刻，任何人想借题发挥，都得考虑再三。
大首长自始至终没有对任何人解释什么，下边办事的头头们回去之后，却都对打小报告、满肚皮看法的下属们劈头盖脸的一顿斥责。
“杨浩有没有犯原则性错误？没有！他没叛国叛党，没投敌，没资助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制造麻烦和威胁的组织与个人。他这个人-大代表就没有任何问题！”
“他违法乱纪了吗？哦，花钱请人搞调查？有没有采取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手段？那都是通过私人调查机构进行的，你有证据证明他直接动手了吗？没有，没有你拿什么去往他身上扣？硬来？拿先抓人再定罪那套路子对付他？我看你们的脑袋里黄汤灌多了！知道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吗？知道，知道了还特么胡说八道！”
下属们挨了一顿严厉的批评，觉得委屈的不行，对搞起诸多事端的杨浩，肚皮里不知道多少怨气。
国内的某些机构，已经习惯了消极怠政的作风，宁可没事干，也不想主动去搞点有利于改善社会人心的工作。出了问题，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捂盖子，能糊弄着把事情平息下去，不给领导添乱，是核心原则。
但年深日久、日积月累下来，从上到下普遍形成这样的作风，反映在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当官的离着基层越来越远，出了事情都向着有钱有势有关系的”。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个人，“关系”比什么都重要，领导个人意见比宪法更权威，有任何事首先就向着找关系走后门，犯了法也都不在乎---只要肯花钱，找对了人，天大的麻烦都能平息。
反过来，公务员们也极其讨厌那些“没事找事”，特别是弄出来他们平不掉的大问题的人，比如说杨浩。
在他们看来，这厮就是典型的刺儿头，毛病忒多。手里有那么多钱，不赶紧的移民海外，或者花天酒地的享受上流社会生活，你丫闹什么幺蛾子，还惹怒了美国人？吃饱了撑的是不是！
美国人怎么蛮横霸道，他怎么挑拨周边制造麻烦，那是国家大事，自然有中央里前三排的领导们操心。你就一个没品级的商人，有俩骚钱，还当真以为“匹夫有责”了？
要说责任，还真有，那就是纳税上供！既然有那么大本事赚钱，弄那么大家业，必须不能忘了孝敬“关心爱护扶持教育”你的领导们。方方面面你都得打发好了，领导要办什么大事，搞什么政绩，都得乖乖儿的竭力报效，倾家荡产都在所不惜！
什么，舍不得？那不行！你一个商人，赚那么多钱难道是光凭自己的本事？没有领导们的保驾护航，能有发家致富的今天？不给，那就是不懂事儿，那就得换个人来帮你驾辕，省的行差踏错，白白损了领导的英明。
官本位的大环境下，差不多是个官吏都这种态度。
可奈何，杨浩不但不听号令，还喜欢在外头惹是生非，并且直接惹到了天字第一号大势力那边，铺天盖地的报复压下来，许多人都以为这厮立马就得扑街挂点。
杨浩却过得优哉游哉，并且还反手一巴掌抽出去，把西方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培育起来的许多喉舌打手，全都给拍翻在地，那叫一个干脆利索！
从来没见过这么平事儿的，并且也一点儿官方的力量都没借，这让上上下下的有关部门公务猿们感到十分的不适应。再加上他们多多少少都接到了那些人的请托，或者帮忙捞人，或者帮忙平息丑闻，自然要对始作俑者杨浩大加指责。
结果，就换来领导的一顿唾沫乱喷。
不能跟领导对着干，还得认真领会上头更大首长的指示精神，否则做差了，那是自毁前程。在帮别人忙和自己的利益对照下，哪头轻哪头重，不言自明。
下班离开单位，喽啰们放下私车，打了出租，找个犄角旮旯的鸡毛小店，要了矿泉水瓶子装的茅台国窖之类，上了飞禽走兽的大盆子菜式，一边儿嗞嗞的喝着，一边吐槽骂街。
“你说姓杨的内小子，惹事儿的能耐一等一，整出那么多糟心的麻烦还得咱们忙活，忒特么不像话！”
“哎，哥几个就知足吧，好在没冲咱们下手，要不然，就凭他那心狠手黑的，保不齐一顿黑砖把人都拍趴下啦。有钱人，根底硬，上头有人罩着，惹不起！”
“朝咱们拍砖？特么敢！知道这什么行为么？挑衅国家机关的威严，叛国叛党的大原则问题！”
“呵呵，您这话也就是吓唬一般小老百姓，姓杨的人家那是有通天的路子，根本不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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