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炮击过后，延绵数公里的浮动标靶只剩残渣，而负责布设射击标靶并进行战术机动的侦察分舰队也随之出现在舰队右前海面。直到这时，三艘浅灰色涂装的飞艇才飘然而至。和参加操演的潜艇部队一样，它们也是从威廉港海军基地出发，因飞行速度快而较潜艇晚几个小时启程，结果潜艇部队准时抵达预定区域，而这些体型庞大的“空中战列舰”显然被一些原因耽搁了——历次海上训练操演，只要天气状况稍不理想，它们迟到早退甚至无故“旷工”已是家常便饭的情况。
正因为飞艇存在这种先天不足，夏树格外推崇舰载飞机，1911年以后建造的战列巡洋舰和吨位较大的轻巡洋舰上都设计搭载了胡伯特航空制造的水上侦察机，一些前期建造的装甲舰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装，凯撒和国王两级战列舰亦试验性地安装了弹射器和机械吊臂，可视作战任务的需要搭载1-2架水上侦察机，而至1914年6月中旬，完成航母改装的“俾斯麦”号已秘密投入使用，但未编入此次训练操演序列。
飞艇编队就位了，另一行预料中的客人也已在赴宴途中。
公海舰队总旗舰“腓特烈大帝”号功能齐备的无线电通讯室里，专职无线电监听的情报组成员利用技术监测设备密切监视着发自周边海域的通讯信号。从舰队途经斯卡格拉克海峡时开始，能量较强的规律信号就呈激增之势，尽管德国海军的无线电监测技术还不足以在短时间内破译英国海军的密码通讯，凭借精密的技术仪器和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仍能从通讯信号强弱、编码规律及无电线测向结果对英国舰队或单独舰只的行踪进行推断。
“英舰正在快速接近中”，无线电监听情报组的推断得到了飞艇部队的验证，而冯-英格诺尔旋早已下令各水上侦察机返航归舰——即便没有夏树的明确建议，经验老道、想法周全的舰队指挥官们也惯于在对手面前隐藏实力。
“报告，接获LZ-20发来的电报，在北纬56度98分、西经2度29分位置发现舰艇一艘，航向正东偏南25度，航速22节，初步判断为英国海军5000吨级的快速巡洋舰。若本舰队保持目前的航速航向不变，将在两小时后遭遇该舰。”
年轻的舰队参谋官汉克-戈德上尉，基尔海军学院1903级毕业生，夏树的“同门师兄”，从通讯室带回了最新的通讯报告，并细心地测算好了航行数据。在战术机动和实弹射击演练结束后，由战列巡洋舰和新型轻巡洋舰组成的侦察舰队回归主力舰队，舰队的队形再度进行调整，变成了三列战斗警戒纵队，整体航速降为10节，由斯卡格拉克海峡以西海域转向，沿着与日德兰半岛向威廉港航行。
英格诺尔低头看了看手表，遂下令各舰准点用餐。
按照惯例，舰队出海操演期间的伙食完全参照战时标准。为让官兵们储存够战斗所需的体能，肉类和乳制品的配给分量较平时丰富许多，每一名水兵还可获得一份美味的鱼子酱。当然了，执行这种配给标准的前提是物资足够充裕，和平时期，德国凭借发达的海外贸易可获得各类生活用品，一旦物资进口量因战争影响而锐减，以德国本土的有限产能，纵使军队的配给被置于优先供给地位，时间一长仍将受到制约和削减，进而影响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军心士气。
在相对宽敞而舒适的高级军官餐厅里吃完午餐，众人悠然淡定地喝过了咖啡，吸烟者还去吸烟室抽了支烟，这才不慌不忙地回到舰桥。没过多久，一个白色的舰影果然出现在了舰队右舷后方海域，望远镜中隐隐可见桅杆上飘动的圣乔治旗。
客人已经到了餐桌旁，英格诺尔遂吩咐上菜：“命令……第1战列舰分队向右前30度、距离12000米位置，第2战列舰分队向左前25度、距离11000米位置，第3战列舰分队向左后30度、距离8000米位置，第1、第2侦察分队向右后25度、距离8000米位置，各自准备两轮齐射和一轮自由射击。”
几分钟后，英格诺尔下达射击命令，“腓特烈大帝”号的信号灯随即向左右两舷及前后方的舰艇发出“演习-实弹射击”的信号。突如其来的炮声是如此猛烈而密集，已经不能够用“晴天霹雳”来描述。庞大的德国公海舰队到处是闪动的炮焰和弥漫的硝烟，重磅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四向飞射，在周边海面激起磅礴水柱，整个场面蔚为壮观，己方人员感受到的是一种杀气腾腾的热血氛围，而在远处的观察者看来，这是一种带有战略意识的武力展示，几乎每个人都为这气势磅礴的炮击所震惊，即便是英国主力舰队的操炮训练，也极少出现如此规模的射击场面，而且不同于针对某一目标的集中射击，这种向四面八方开火的方式似乎表明德国海军已经做好了进行一场以寡敌多、以弱击强的战争准备。
炮击结束后，“腓特烈大帝”号再度向整个舰群发出指令。虽然通讯视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射击硝烟的影响，庞大的舰队还是迅速做出响应——由14艘无畏舰组成的纵队以利剑出鞘之势加速前行，5艘战列巡洋舰单独编队，在左翼位置与舰队中轴线上的无畏舰编队遥相呼应，装甲巡洋舰、轻巡洋舰和大型鱼雷艇编成若干相对独立的战斗群，在舰队中后部跟进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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