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柏林城郊的一栋老房子前停了下来，是老式的德国建筑。张然、张婧初和翻译小王从车上下来，来到房门前，信手按响了门铃。
这里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家，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厄休拉在中国出生，南京沦陷前几个月，她还到过南京，当时她只有六岁。当初张纯如就是找到了她，才让《拉贝日记》重见天日的。
房门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张然笑着招呼道：“张然先生，你好！我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孙子，我叫阿尔伯特，快进来吧！”
“谢谢！”张然微微欠身，跟阿尔伯特走进房里；张婧初和小王也都走进了房间。
走进客厅，阿尔伯特大声道：“祖母，中国来的客人到了！”
厄休拉听到中国来的客人到了，站了起来，老太太将近八十岁了，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头发花白，但精神看起来相当不错。
张然赶紧上前，客客气气地问好：“莱因哈特夫人，你好！”
厄休拉和蔼地招呼道：“来来，坐下说话！”
在坐下的同时，张然打量一下房间，陈设比较简单，是非常普通的人家。在房间里张然看到了两只中国花瓶，一问才知道，是当初拉贝从南京带回去的东西。二战结束后，拉贝由于是**党员，丢了工作，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从中国带到德国的工艺品都卖掉了，只有几个花瓶，还有餐具、箱子留了下来，这些东西都保管得十分完好。
聊了一阵，厄休拉开始给张然他们讲《拉贝日记》的事。在拉贝去世10年后，拉贝的妻子在文件中发现这些材料，想交给厄休拉。当时厄休拉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厄休拉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继承了这些文件。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所知，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1996年，张纯如在整理大屠杀资料时发现了一个信息，38年2月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在离开前拉贝曾向大家保证，要把东瀛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要见戈林甚至希特勒。只是拉贝离开后，却从此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张纯如相信拉贝回到德国后，一定遇到了什么不测，决定查清真相。
经过努力，张纯如与拉贝的后人取得了联系，并与厄休拉通信。通过与厄休拉的书信往来，张纯如才知道拉贝回国后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却因此被盖世太保逮捕。尽管拉贝被保释了出来，却被要求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在通信中，张纯如还知道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拉贝的日记保存下来了，她马上劝说厄休拉把日记发表出来。
厄休拉神情凝重地道：“我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就从舅舅那里借来，亲自读一读。然而，内容的可怕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几个月后都无法摆脱那种恐惧的心情。”
张然明白那种心情：“我也是这样，每次去看那些资料，都不敢看太多，即使如此，在几天之内整个人都处在特别低落的情绪中。你看过日记后，就决定发表了吗？”
“没有。”厄休拉看了看张然，解释道，“我发现他在日记中对希特勒和**十分信任，有时甚至到了颂扬的程度，担心公开发表会成为他人生的污点。”
张然马上道：“那不是拉贝先生的错，**和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在中国，并不知道德国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而且如果他们不是**党的成员就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就不可能救那么多人。”
厄休拉听到张然这么说很高兴：“是的，当然加入**党在德国是普遍现象，但我们还是很担心会招来麻烦。张纯如和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博士告诉我，直到今天在东瀛仍然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我非常震惊，没想到会有人否认大屠杀，觉得必须把日记发表出来，告诉全世界真相，我就动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劝说他将日记公布于众。”
张然点了点头，其实不只在东瀛，在中国也有一批收了东瀛资金的专家学者，以及不收钱的精日，在网上变着花样的为东瀛人洗地。
厄休拉继续讲《拉贝日记》发掘的经过，在她的请求下，她舅舅把拉贝写的关于日本占领南京时的日记交给了她。返回柏林后，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将影印件寄给了邵子平博士。
邵子平看到日记的内容后知道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史料，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厄休拉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立即赶往德国把厄休拉及其丈夫接到了纽约。1996年12月12日，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发布会，邵子平展出了厄休拉寄给他的拉贝日记复印件。这次冠名为“南京的辛德勒”的发布会在美国激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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