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休息的日子少了点，可毕竟也有十几日，到了朱元璋一统天下，这位仁兄穷苦出生，身子骨也结实，在他看来眼下的官员待遇已经不错了，所以在洪武一朝，官员的“旬休”制逐渐削减甚至取消，全年只保留三个假期，即春节、冬至及皇帝的生辰。具体的是月假三天，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农历七月十五)、冬至等节日可放假十八天，每年休假只有五十多天。但这假期太短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不可行，比如官员与家人两地分居，子女读书问题，奉养老人问题，让人不少官员开始上书朱元璋，鉴于实际情况，朱元璋也适当的做出了调整，才算是解决了问题，不过仍有不少官员不满意，但碍于朱元璋的铁腕手段，没人再敢说罢了。
这项制度作为祖宗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今日是休息日，得了皇帝的吩咐，杨士奇开始着手请客吃饭了，他本想将杨峥请到北京城内最出名的食为天去大吃一顿，可哪里酒席太贵，他虽为一品大员，可也是吃不起的，只好勉为其难改为家中宴请了。
杨士奇住在皇城外西门外，是一处并不大，但也算阔气的四合院，正房是前廊后厦，后边有罩房。东西厢房南边的花墙子中间有一座垂花门，门内是四扇木屏风，东西厢房都有抄手游廊，与垂花门相通。有的花墙子在垂花门两旁，镶上两三个漏窗。
正房与厢房之间，有圆月亮门儿，可以从过道到后院去，有的有过厅，可以穿行。
外院，东西各有一道花墙，中间是月亮门儿，四扇绿油漆的木屏风，红斗方字，东边的是“动壁图书”，西边的是“西园翰墨”。可以从这个门儿到跨院去。南房有穿山游廊，是以山墙开门，接起来的走廊。如此布局，形成了东西南北互相连通的几个院落，从外面看不出端倪，进了里面才觉得这屋子并不小。杨士奇年幼凄苦，家里的人并不多，除了老母之外，家里只剩下自己和两个儿子，还有几个仆人，自从娶了苏兰后，两个儿子便被送回了老家，留下他苏兰几个仆人在京城了。
杨士奇一早就开始如苏兰商议，苏兰能跟着杨士奇，当初杨峥从中功不可没，一直叨念，今日得知当日的小兄弟来吃饭，也不含糊，她当年虽是杭州第一名妓，除了琴棋书画外，还烧得一手好菜，按照杨士奇的吩咐，开始着手做菜肴。
而杨士奇则与仆人杨亮将桌桌椅板凳搬到天井里，高大的老枫树下，把酒言欢，倒也不错，做好这一切，眼看天色差不多了，杨士奇才吩咐杨亮去请杨峥来吃饭，自己则去请胡滢等人，两人各自分开纷纷而去。
北京城的胡同从元代开始就名扬天下，元大都基本上都是三间大四合院的距离。因此后代在中间空地建院，必赖小胡同为出入通道，这样就在许多有名的大胡同中产生了大量无名的小胡同，于是俗语有云：“著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当然了经过大明数十年的演变，这里的许多胡同许多胡同富有历史意义，如司礼监胡同、恭俭胡同（内宫监变音而来）、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蜡库胡同、瓷器库胡同等等，都是历代内府太监的监、局、司、库，各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从前众多的衙署也遗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东厂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锦衣卫所在地，是太监残害忠良的地方。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贡院胡同，为明清的考场。许多权贵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武定侯胡同，为永乐年间功臣郭英的住宅，除了权臣之外，还有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称，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据说这类以贫贱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过权贵者命名的胡同，由此形成了北京独特的胡同特色。
在整个北京北京在以“侯”命名的胡同中，名声最大的当属广宁伯街北面、并距其不远的武定侯胡同。武定侯郭英，洪武十七年封。郭英与朱元璋同为安徽凤阳人，在朱元璋称帝前，郭英就已侍随其左右。朱棣迁都北京后，郭英的后人也迁到北京并建宅第，因武定侯爵位世袭，郭英后人建有府宅的这条胡同遂得名武定侯胡同。
在宽敞的胡同最头上，有一坐坐北朝南的院子，从外面看即给人一种“侯门深似海”的感觉。进入院中，只见左侧是一个古色古香、开间足有三米的垂花门，右面则是绿树一片，高大的古槐遮天蔽日，建在假山石上的一栋方形重檐亭阁掩映于绿荫之中，颇有几分高门大户的感觉。
院中的天井处的一颗枣树下，一个圆形的石桌，四只石墩，垂下的枣枝下，立一俏丽的女子，那女子一手捏着一只小竹签，飞快的在旁边的一只瓷碗里沾了一下，芊芊玉指只是轻轻一卷，便带动了一块肉丝，然后迅速落入另一只手中的面皮中，动作轻盈而飞快，一只混沌便是轻巧的捏好了。
白衣女子让混沌顺着掌心落下，听得彭的一声，馄饨在精致的面粉里滚了一下，便白衣女子岂整齐放在一块木板上，数十个混沌整整齐齐，放眼看上去甚是舒服，只是那白衣女子一双漆黑的眸子并没有望木板上的馄饨看上一眼，反而更多的看向石桌外的一张太师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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