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一切政事皆理于公朝，为“不废务”，即便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洪武三年，“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就连“各庙忌辰”，也照常朝参，只是改服浅淡色衣服，不鸣钟鼓。如遇大丧，皇帝则“视事于西角门”。
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一百八十四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事岂能持久？但tai祖定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杨峥只是四品武将的官职，在武将里面，并不算大，占的位置也不显眼，眼看着金銮殿上六部九卿事无巨细一一说来，皇帝一一做出解答，看到他连连摇头，世人都说做皇帝爽，看到的不过是皇帝大权在握，后宫佳丽三千，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不知皇帝也有累的时候，尤其是明代的皇帝，自从朱元璋废丞相后，君主集相权和君权于一身，达到前所未有的君主集权巅峰，这种情况看似不错，其实累的厉害，即便是朱元璋、朱棣这等雄才大略的皇帝，也不得不在废除丞相后，设置内阁，可见做皇帝并不舒坦，偏偏那么多人想做，真不知那朱高煦若是造反成功了，当真做了皇帝，会不会后悔当年没有做一个闲散的王爷来得舒坦。
胡思乱想了一阵，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朱瞻基道：“杨大人廷推开始吧？”
“总算入正题了？”杨峥嘀咕了声，生怕旁人看出自己的懒散模样，立即做出一副认真凝听的神情。
所谓的颋推，凡朝廷遇有重大政事，或遇有文武大臣出缺，皇帝必诏令廷臣会议，以共相计议，衡量至当，然後报请皇帝，取旨定夺，其有关政事得失利弊之研商者，谓之廷议；其有关人事升补任用之拟议者，则谓之廷推。虽说是群臣推荐官员，但明初的皇帝还是有决定权的，最厉害的还可以用中旨任命高级官员，内阁有票拟权，是说阁员收到奏章或准备发出的草诏后，在面上贴一张纸，写上自己的意见呈送给皇帝，由皇帝批红正式生效，其实和唐宋中书舍人（中书省的几名中层干部）“五花判事”很类似。而各部门在收到内阁发出的文件时，就以票拟上的批红为生效的依据。按说这不是法定工作程序，但正由于明朝没有明确法定工作程序，人们自然而然就要去寻找，就找到了票拟批红这个程序。某天谁接到一份诏书，没有票拟，皇上直接批红。那对不起，这就只能算是皇上您的私人书信，不能算政府公文。其实这也有个学名：中旨。那问题的关键就来了，如果职能部门收到中旨，该怎么办？
其实明朝人有现成的例子。宋太宗在雍熙北伐中，绕开宰相直接和枢密院制定作战方案并直接指挥前线将领，便是犯了擅发中旨的忌讳，后来差点被弄得下不了台。而在绍兴北伐中，首相秦桧以朝廷名义发出撤军的诏令，宋高宗却发中旨要求诸将继续进攻。诸将均奉诏撤军，只有岳飞奉中旨继续进攻。结果大家都知道，岳飞免官下狱，甚至死在狱中。尽管众所周知此事是秦大汉奸弄权，但从法理程序上讲，他还真才是有理的一方。此事给了后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如果奉中旨不奉诏令，皇帝最多丢下脸，奉旨的人就算是民族英雄，也难逃丢官甚至丢命的下场，皇帝也保不了你。那你说，如果你接到中旨尤其是与朝廷诏令相违的中旨，该奉旨还是该封还？但大明初期皇帝一般不会动用这项权力，因为这个对于皇帝有意义，对被中旨的官员却是毫无意义，甚至有些丢人。
要说明朝的文人，那绝对是有骨气的，但凡是个大官若不经过廷推的，还真没几个会接受，在他们看来，这是皇帝对自己能力的侮辱，所以综观整个大明，除了在正统年的徐有贞外，没有人接受皇帝的中旨，弄得最后皇帝也觉得这个中旨颇有几分嗟来之食的味道，久而久之，中旨就好比是聋子的耳朵，纯属摆设了，只需涉及朝廷高官，皇帝多半会按照规矩廷推。
今日首先要廷推的吏部侍郎黄宗载等十五人清理天下军伍的任命，这件事早就送到了内阁，碍于仁宗皇帝身子不适，一直压着没动，如今新皇帝登基，此事自是重中之重了，盖因当时军伍缺额严重，而各州县又多欺隐，兴州军士范济进京奏言，让朝廷早早派遣官员去查探，朱瞻基从诸多奏折中理出了这件事，决定趁着今日一起给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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