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明史》称朱祁镇此举：“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群臣给出的评价也公正客观，睿皇帝。谥法曰：“可以作圣曰睿；深思远虑曰睿；圣知通微曰睿；虑周事表曰睿”。上庙号：“英”宗。谥法曰：“出类拔萃曰英；道德应物曰英；德华茂著曰英；明识大略曰英”。对于这个评价，不光是杨峥就是无数与和他一样的寻常百姓也是认可的，这个一生充满传奇的帝王，他没有先祖，父王丰功伟绩，但他是个难得好人，能以帝王之姿理解旁人不能理解的痛苦，并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痛苦。无论是对建庶人、对钱皇后，还是对那些脱逃一死的妃嫔们，他做到最大的保护，不愧一代明君。
只可惜，后人健忘，他们一方面肯定这位好皇帝最后的人性光辉，另一面却对他酿成的土木堡之变，诛杀忠臣的罪名大说特说，以至于多年后后人渐渐忘记了这位皇帝临终时凸显的最伟大的光辉，他们的看法还停留在他宠信过奸邪小人，打过败仗，当过俘虏，做过囚犯，杀过忠臣，大明因他由强转弱，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就连杨峥这样的两世为人的现代人也是这么看的，可事实是这样么，很显然不是的，这个大明争议不断不断的帝王，有着他独特的聪明，三杨去世，太后驾崩，一直以来被皇帝朱祁镇宠信的宦官王振开始崭露头角，兴风作浪。正统朝的政治开始走入滑坡路。彼时，皇帝从少年天子长成热血青年，颇有一股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在为初期励精图治，令南方诸省筹措粮饷，派遣南兵稳定因宣德皇帝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引发地缘地震后动荡不安的云南承宣布政使司。这样的举措，就连他的父王，三杨这样的干练之臣都不曾察觉，他察觉到了，而他那时还只是一个热血青年而已，可以说这个善良温厚的孩子眼里隐藏着旁人看不到的智慧。
王振显然对太子的这一番做答很少满意，颔了颔首道：“殿下说的极事，所谓苏绰定律不过是一些老套权术依然如故。以贪官来反贪官，其结局亦可想而知了，殿下能看到这一点，奴婢很是欣慰，但殿下也该看到，苏绰这一番话背后的用意？”
太子终究是个孩子，虽说比旁人的机灵些，认知上要开阔些，但终究因年龄的限制，对于这等高深的问题还是难以看得更深，更远，所以面对王先生再一次询问，太子面上一热，露出深思的神情，好在平日里严厉的王先生今日难得柔情了一回，没让太子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深入，便对太子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来。
杨峥好奇王振的见解，所以将脖子向前伸长了几分，这里是一片花丛，非但茂密的枝叶遮盖了杨大人大半个身子，就连隐藏与花丛中的那颗腊梅也没入了大半，所以杨大人并不担心自己这一番偷听被人看见。
只听得王振道：“苏绰以反治反看似是最有权势的帝王之术，实则不然，帝王家的任何智慧无不带着独有的好处与好处，反与不反，其实并非取决于官员，而是取决于皇上，取决江山的利益，若是贪官太多，必然会威胁到朝廷的利益，百姓的利益，这时候皇上就要出手，但如何出手，未必就是苏绰所说的杀贪官了，本朝太祖所杀贪官数目古往今来可算是第一人，可贪官还不是在贪，可见光靠杀是不行的，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子，而这法子则以利益为准了，说到底帝王之术就是利益上的博弈，皇上若是墨守城规，一次两次或许能取得不错的效果，可长期以往就难以取得效果了，这就比北周，宇文泰的时候苏绰的话儿或许还用，可到了他儿子，他孙子就未必了，堂堂一朝二十年而亡，这本身说明了一切，所以奴婢认为，所谓的帝王之术未必就是苏绰的以反治反，而是一种利益的博弈，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只是在手段上，有人用的以反治反，有的用以仁为本，但所有的这一切背后无非是天下为我所用了，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是先秦法家的手段，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只要能够灵活运用法、势、术，这三大要素，就可以劳心而不劳力，治人而不治于人，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运用者，这样的君主就是“明君“。古往今来，但凡明君莫不是拥有至高权力的权利，利用其威望，创造完备健全的法律制度，同时掌握一整套驾驭臣民的操作技巧，从而能够轻松地达到“智虑不用而国治“的效果。皇上高高在上，不受干挠地行使统治权，依法行事，不徇私情；像鬼一样，幽冥不测，像天一样宰制一切，这是术的妙用；他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着人们的生杀予夺，这是势的作用，此三者缺一不可，皆帝王之具。”
太子一副是懂非懂的模样，显得有些不能理解王先生的话，倒是一旁的二皇子听得津津有味，道：“先生这话儿说的君王对百官的手段，敢问先生对于百姓也该如此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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