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生意最好的还算歌楼舞榭，酒肆饭庄，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早已扩大了不少，周、秦、汉、唐、元时期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的市坊以外从事买卖活动的旧规矩早早就被打破，今日的大明非但允许市民在御廊开店设铺和沿街做买卖，还在规划与管理上更加完善，所以店铺上、人数上都不是大元能比的，每日早朝后，那些藏身与城池最繁华地段的勾栏、酒肆、戏院就会变着法子吸引过往的官儿，勾栏、青楼、酒肆卖的无非是姑娘与酒，而那些戏院则不同了，制作精良的戏子们在那些高高的阁楼戏台上，尽情的展示着自己才华。
这样繁华的街道，京城有不少，但要说唱曲最好的街道巷口，就数灯市口大街，这条街道从永乐初年就形成了一条商业街，店铺聚集，喧闹非凡。每到正月初一至十六的晚上，这里的店铺酒楼都各自挂出彩灯，五颜六色，灯火通明，有纱灯、纸灯、麦秸灯、走马灯、五色明角灯等从白天喧闹的市场一下子变成一条绚烂夺目的灯街。其中以上元节这一天的灯火最盛，因此又有十四日试灯，十五日正灯，十六日罢灯之说，灯市口便因灯市得名。但老住北京城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永乐皇帝建都后才有的玩意，真正让灯口大街繁华的还得算那些鞑子的小曲，据说那会儿唱曲唱得最多的还是《窦娥冤》，起先百姓是无论如何也听不习惯，可听了几次，他们便发现这些鞑子的曲子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并不逊色多少，反而一折一折的唱下去，倒也好听无比，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想当初永乐皇帝刚刚登基，命人在灯口街最繁华的街口摆了一方戏台唱了一曲《唐明皇哭香囊》，一时男女老少倾城而出，远近游观者不下万人，热闹非但。自此唱曲儿就成了灯口街的传统了，当然了，比起勾栏、青楼、酒肆而言，这些吸引人的去处，戏园子可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好在这京城本就是在鞑子大都上建造的了，鞑子治理的日子虽短，可这曲子算是留下了，京城的百姓，大明的官儿，闲来愿意听个曲子的大有人在，算是给这块繁华之地的唱曲人留下了一个生活下去的理由，但单靠唱曲还不足以养活人，为了吃一口饱饭，也算是为了将自己这一门技艺流传下去，一些有些远见的戏班子就会试着与一些酒馆合作，一个提供吃喝拉撒睡，一个给当官的唱个小曲陶冶陶冶情操，还别说在这种思路下，不少戏班子竟活了下来，但要说最好的自是六必居了。
与寻常百姓而言，京城之所以吸引人，并非因为这里天子脚下，大明的皇帝、大明最大的官儿都在这儿，皇帝只有一个，官儿虽多，哪儿都一样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况且皇帝有仁慈，也有残暴，有明君也有昏庸，官儿有为百姓的，也有为自己的可即便如此，在京城百姓的眼里，北京城依旧是他们心头最吸引人的城池，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用他们的话儿说，全在于那些看不见也数不清的胡同，幽深、宁静、偶露出一堂一榭也是曲径通幽比起江南景致差多少，六必居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酒馆，据说此店始起于酿酒，而酿酒中提出：“黍稻必齐，曲种必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故称之“六必居”。经过岁月的大浪淘沙，六必居早已不是当初的小小酒馆了，规模足足大了三倍，整个京城胡同里最大的酒馆就以六必居最为出名了。
此时，临窗的酒桌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男人，桌是江南的那种小圆桌，圆桌的中央放有一只紫砂炭炉，炉火正旺，烧的便是京城眼下买得最好的绿蚁酒，酒不是最好的酒，胜在刚刚出炉，尚未滤清，被炭火一烧，酒面浮起酒渣，色微绿，细如蚁，在阴雨绵绵的秋日，温上这样一杯绿蚁酒最是惬意不过，除此之外，几盘六必居的小菜，这些菜肴酱味浓郁，色泽鲜亮，脆嫩馨香，咸甜适口，正好用来下酒。
左侧的老人一袭宽大的白色儒服，衣衫是带着岁月的那种，旧旧的白色经过多年的浆洗，早已退出了原有的雪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泛黄的灰白，这样的衣衫穿在老人的身上仿佛多了几分落寞的感觉，那感觉就好比一个成名已久的江湖侠客，过惯了刀口舔血的日子，一朝退出江湖的意味。此时他的端着一杯刚刚温过的绿蚁酒，放在嘴边轻轻抿了一口，似在回味酒汤的苦味，方才将头一扬，将一杯酒汤一饮而尽，宽大的袍袖带着一阵冷风，扫向了对面的男子。
对面的男子三十一二的年纪，神色淡然，年纪虽轻但给人的感觉，却一种风轻云淡的释然，他原本是目光看向窗外，这里虽是胡同，但六必居却居高而建，靠着窗儿望去，便可见云雾缭绕的紫禁城端的与众不同，正看得忘我的时候，冷不丁的被左侧的老人扫过的冷风惊醒了过来，缓缓收回了目光，落在了老人的脸上看了看，也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的神色忽的黯了几分，轻叹了声，道：“你明知道可以放弃，为何还要坚持，若你早些放弃，今日走的只怕不是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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