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过后，太监为李建泰戴上红花，披上红色斗篷。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皇帝在城楼上凭栏目送。
如此隆重的出征仪式，寄托了皇帝与朝廷的厚望。那么，李建泰这个山西汉子真的能够力挽狂澜吗？
山西的情况十分混乱，用“三晋披靡”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流寇还没有到，守军就逃跑，留下一座座空城，人心惶惶。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李建泰应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才行，但是他偏偏慢条斯理，借口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实在有负于皇帝的重托。皇帝亲自调派给他一千五百名京营士兵，并且配备了兵部主事凌、总兵郭中杰、主管西洋武器的传教士汤若望，阵容不可谓不强。进士程源赶往真定寺，鼓动李建泰，赶快前往太原，收拾人心。他还向凌出示了平阳、太原守备方略。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李建泰并不想冒着风险前往太原，去收拾人心。
山西早已乱作一团，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阳府城门大开，官员们纷纷弃城逃跑，已经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今年正月二十三日，流寇从蒲州抵达平阳，知府张邻投降。五天以后，平阳陷落的消息才传到京城。情报传递如此拖沓缓慢。
山西地方政府运转不灵，直接影响了朝廷的战略决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终于成为无的放矢的马后炮。
朝廷方面没有确切的军事情报，把北京的防守重点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线，忽视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线，想当然地以为有重兵扼守，确保无虞。皇帝的决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错误分析基础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虑“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还可以征调宣大的军队来保卫京师。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难以确保京师安全，充其量只能抵挡刘芳亮这支偏师。况且李建泰并不想誓死保卫山西，他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虚张声势而已。他带了一千五百名禁军，在保定一带的粮饷补给都要就地解决，地方官害怕他来征兵索饷，都拒绝他的人马进城，弄得堂堂督师大臣威信扫地。在此之前，御史卫祯固就向皇帝指出：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在他看来，“辅臣不足恃，国事不可诿”。那意思是，不要过于寄希望于李建泰的出征。
李建泰本人并非忠勇之辈，他请求“代帝出征”，名义上是为帝分忧，实际上是为了挽救自己家乡富甲一方的财产。但是，当他还在从保定府向真定府、顺德府进发，还没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时，他的家乡曲沃就陷落了。这样，他挽救家乡的动机，完全没有了着落，像泄气的皮球，几天前在皇帝面前所说的豪言壮语，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知道山西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不想再去以卵击石。从此以后，李建泰无心西进，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面，观望形势，敷衍了事。
对李建泰寄予厚望的崇祯，听说真定已经被流寇攻陷，以为李建泰已经“为国捐躯”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向他核实这一情况。
张缙彦回答道：“不曾听说。”
崇祯有点光火：“朕都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隐瞒？”
张缙彦又答道：“没有看到塘报。”
崇祯大是恼怒：“真定已经陷落，当然不可能传出塘报。兵部为什么不派人去侦察？”
张缙彦的回答更加莫名其妙：“派人侦察，需要钱粮，兵部没有钱粮，无法侦察。”
崇祯听了这样的回答，气得无话可说，推案而起。
堂堂兵部掌握军事中枢之职，居然借口穷到无力派遣探子的地步，岂非荒唐之极！不过更为荒唐的是，皇帝得到李建泰“为国捐躯”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之事。
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这个李建泰居然向皇帝建议“南迁”，说明他还活着，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李建泰“代帝出征”的牛皮，也因此而破灭了。
不仅牛皮破灭，而且下场极不光彩。刘芳亮指挥流寇，很快攻陷真定，李建泰逃往保定。三月十三日，刘芳亮包围保定城，他没有丝毫抵抗，派遣中军郭中杰出城，宣布投降，自己也当了俘虏，皇帝赐予的敕书、督师大印、尚方宝剑，统统被流寇付之一炬。
在“代帝出征”失败后，于是南迁的提议又被提了出来。
李明睿告诉崇祯皇上。在赴京路上听说形势险恶，流寇已经逼近京畿，现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从长计议。目前看来只有“南迁”，才是唯一缓解当务之急的对策。
崇祯鉴于此前他的“南迁”之议胎死腹中的教训，对此比较慎重，敷衍地说：此事重大，不可轻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
李明睿叹息一声说道：“天命难以预料，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况且形势到了危急关头，不能再拖拉因循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必须当机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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