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幞头，两缕短须，白面长衫，王钦若的卖相还是十分不错的，温文尔雅的气质也容易让人心生好感。
不过，此时夜幕下的府宅内，王主簿却不复平日里的淡定与从容，那张儒雅的面庞间，隐隐流露出的乃是忧虑与后怕。
不需多猜，闯驾告状之事，自是王钦若炮制出来的，当然，深知其中风险的王钦若，在具体操作上显得格外小心，是尽量把自己代入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下官，热血上涌，一时激愤，因而行举莽撞，斗胆为民请命。
首先从告状人的选择上，就颇费心思，两名闯驾人，自然是罗山县当地人，都是工匠出身，身负匠籍，有一定资产、名声，且小有见识、意气。
并且，以工头的身份，参与到了泰康宫的修筑中，并且深受其害，吃苦、受罪，死丁、破财......这一点尤为重要，这是他们豁一身狗胆拦驾告御状的源动力，这也能够勉强解释他们对鸡公山地势、道路的了解，以及对天家权贵的车驾标志的大概认知。
当然，王钦若也是深知其中风险的，于是，在整个策动过程中显得异常小心。不管在暗里做了多少手脚，至少面上，王钦若只是反对苛刻州政，怜悯匠夫及罗山百姓之疾苦，两名匠求到他，一时义愤，帮他们写了一份讼状罢了。
这一点同样重要，在整个事件中，他王钦若必须有所表现，一些“正义”的表现，否则如此折腾做甚？总不能真的是为了扶危济困、为民请命吧。
实事求是的说，王钦若此举，是冒有重大政治风险的，一个不好，丢官罢职倒是轻的，身死族灭则后悔莫及。对此，这些日子，王钦若是越想越明白，也越想越恐惧，惶惶终日，难以自安。
对王钦若而言，这就是一次赌博，以弱冠之年入仕，快三十而立了，还只是一个从九品的下县主簿，这样的际遇，让王钦若有些着急了。
人一着急，就难免出错，做出一些不清醒的激进决定，王钦若正是如此，这还与才智高低没有多大关系。
正常情况下，作为一个脱离了吏职的朝廷正授官员，哪怕只是九品小官，那也是朝廷命官，身份地位都是不一样的。以王钦若的资历与能力，哪怕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十年之内，成为一县的主政长官，并不是太过困难的事情。
然而，若是四十岁上下，还只是区区一县令长，那又不是王钦若所能接受的了。青春年华已然蹉跎，不可能再虚度十载盛年时光。然而这，就是当前大汉官场最普遍的情况，一个背景没有那么深厚的人，能在四十岁左右担任一县主官，就已经算出类拔萃了。
如无意外，王钦若会在接下来选择去京城参加科考，比起普通职吏、士子所具备的优势是，参考资格是直通的，不需要连闯县、州、道三级连考，也不需要去争取上官的推荐。
大汉科举规定，命官无“功名”者，可直接参考常、制举，这自然可以看作是官僚特权的一部分。随着大汉体制的不断完善与进化，那细致繁琐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天下人的同时，对上层权贵官僚则越发友好，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是如此。这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所谓制度，从来都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
科考对王钦若来说，会是一条按部就班的路，以他的聪明以及多年职事经验，中第是有很大可能的。但是，在这个循规蹈矩的选择之外，让他窥探到了另外一条扬名的机会。
根源或许在于王钦若那颗不甘寂寞以及投机取巧的心，引子却是一个人，新任京畿道布政使张齐贤。
王明的京畿道布政使，本就是带有安抚性质，在事实上也成为了一个过渡，就在上个月，屁股还未坐热，王明便卒于任上，病故。连续几任西北大员，都不得善终，不是罪死，便是病亡，这或许就是西北官场的“魔力”所在了。
作为天下第一道，京畿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王明死后，为了这个职位，朝中没少角力。然而就和去年的洛阳府尹一般，最终花落人家，却是从不在所有人预计中的张齐贤。
张齐贤，也算半个西北官场出身的大员了，只是，过去十年，他在榆林、关内虽然做得不错，能力也算得到朝野内外的认可，但要担任京畿道主官，显然还欠缺一些资历，就和当初的潘佑一般。
不过，在当今的大汉，有老皇帝推动的事情，大部分都能做成，剩下的，也至少能有个“体面”。而当一件事，有来自皇帝与太子共同推动时，那这件事自然是铁定功成，张齐贤任京畿道，便是如此。
老皇帝对张齐贤，是一贯以来的好印象，从画地献策，到进士观政，从兖州知府，到西北大吏，前前后后，三十年时间，方才磨砺出来这么一个文武兼备的方面大员，老皇帝不可能弃之不用。
至于太子刘旸，原因则更简单了，当初画地先策时，就是张齐贤针对太子的。宋准年初死，让东宫丢了一个洛阳府，换得一个京畿道，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值得的，至少不亏。
而从洛阳府到京畿道的数次人事变动来看，太子刘旸对于京畿地区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是在不断增强的，并且在多年下来，已然形成了真正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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