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李潼便暂时住在了汧源城，谢绝了陇州刺史段达所安排的盛大欢迎宴会，简单用过餐食之后，除了陇右一干文武官员之外，余者包括那些羁縻州府的胡酋们，一并遣出，开始询问陇右的军政事宜以及备战情况。
他这里刚一开口，陇州刺史段达便起身说道：“卑职居任失职，需要向殿下请罪。此前西京闹乱，讯息传入陇州，但却无力驰援、观望成败，恳请殿下降罪！”
李潼听到这话，倒是微微一愣，他一路行来，所见关内道诸州县官长，多有诿过之辞，但却少有人能像段达这样直接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过他此行西进，为的并不是追究西京责任，所以也并不打算就此深谈，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扯开话题，段达便又继续开口，而在听完段达的后半段话后，李潼才意识到段达并非单纯的请罪。
“但在殿下降罪之前，恳请能容卑职稍述失职原委。陇州不过关西小州，在编之民几千户而已，地当陇山行道，山水不富、物出不丰，卑职在事以来，勤勤恳恳，务求不失。
但长寿年初，朝廷征调资助安西行军，陇州地当行军途侧，府库为之空竭，壮力征发近半，未得克复四镇之利，已经身受穷黩之弊。朝廷镇抚大计，卑职不敢妄论是非，但恳请殿下能容在戎之陇州儿郎番归暂休，则卑职甘领大罪！”
段达言为请罪，可是当话讲到这里的时候，神态间已经多有悲屈，语调低沉的叩拜在地。言为请罪，实则诉苦。
随着段达表态，在场也有几名诸州民政官员，也都纷纷起身开口陈述，所言与段达大同小异，都是安西四镇驻军给他们各自州境民生所带来的破坏。
李潼听完后，一时间有些默然。他倒不觉得这是诸州官长欺生、联合起来给他施加压力，类似的困苦，一路行来他的确能感受到。
安西四镇远接西域，距离大唐本土实在遥远。在古代这种交通与运输条件之下，想要在四镇维持长期大量的驻军，所要付出的成本可想而知。
哪怕在贞观与高宗前期，大唐政局稳定、国力蒸蒸日上的情况下，朝廷所设四镇也并未派驻大量的人马，基本上都是维持少量的精兵驻军规模，以羁縻诸胡、维持秩序为主。
武周一朝本就一言难尽，朝廷财政状况本就极为恶劣，甚至就连京中百司维持都颇为简单。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在安西派驻重兵，压力自然只能往地方上分摊。
如今的安西四镇，驻军规模为三万人左右，可需要负担的成本却不只这三万大军的钱粮物资消耗，还有这远行万里所造成的惊人损耗。后者的消耗又比前者大了数倍有余，因此陇边诸州所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此际不独诸州官长们各自诉苦，甚至就连河源军副使夫蒙令卿在听完众人讲话后，也忍不住开口说道：“殿下要问陇边诸军备战情况，卑职既然在事，本不应诉苦。燕国公旧镇河源时，本有开渠兴溉、屯田养军之利，娄相公继之，更作壮大，因此河源军本也多有积储，但那是之前。
四镇收复后，粮用多由河源支出，到如今，河源军仓物空虚，用度瘠薄。若是再不得关内补助，维持都恐艰难。将士贫饥，恐难烈战。”
听到就连夫蒙令卿都开口表示对安西驻军的不满，所言河源军储备情况又如此不容乐观，李潼也忍不住微有动容。陇右军民都因安西驻军而深受困扰，他心知这一点必须要慎重对待与回应，否则人心恐不足用。
“咸亨以来，四镇频受滋扰。吐蕃凶残之国，几次出兵西突厥十姓故地，欲断我大唐张掖。旧年圣皇执国，以养息当先，暂拔四镇，结果却令贼势更加猖獗。诸胡懦弱，不能制蕃。所以朝廷再复四镇，勤修甲兵，以阻断吐蕃穷恶之势。此事务在切疾，不容置疑！”
面对群众诉苦，李潼首先肯定了安西驻军的战略重要性，最起码在他这里，是绝对支持这一安排。
从秦汉以来，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便来自北方，无论此前的匈奴还是隋唐之际的突厥。大漠上的胡族进退从容，几乎掌握着所有的主动权。
而想要制约他们的机动性、压缩他们的活动空间，就必须要在别的方面寻找出路。所以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便积极主动的与西域进行沟通联络，所谓张国臂掖、以通西域。
如果不能在西域维持足够的影响力，那么再面对大漠来犯之敌的时候，中原王朝无论是攻是守，能够进行的选择都不多。
而相对于秦汉，大唐还多了一个高原上的敌人吐蕃，所以对西域的控制力需求就更高。一旦让吐蕃与突厥通过西域取得联系，那么大唐所有的战略主动权都一概丧失，只能被动挨打。
虽然武则天当国以来，在对外的军事方面委实一言难尽。但是在安西四镇的问题上，李潼觉得需要给他奶奶说一句公道话。
大唐在贞观年间攻灭高昌国，首设安西都护府，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地修筑城堡、建设军镇，用以维持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与影响，这便是安西四镇的由来。当时四镇所面对的主要敌人，还是西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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