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杰的离开，总算是让行台的氛围恢复了正常。
李潼送完了王孝杰，返回皇城的时候，姚元崇阔步行上前来，不无感慨道：“王尚书此番归都，恐是祸福难料啊。”
李潼听到这话，不免有些默然。王孝杰这张嘴虽然容易得罪人，但对他的态度着实不错。也正因为这一点，李潼包括眼前的姚元崇，都能感觉出来王孝杰怕是还没有认清楚朝廷此番召其归朝的真实意图。
如今神都朝堂中，雍王一系的势力遭到了一番清洗，虽然还保留下了欧阳通与其他一些卑品职位，但在朝廷施政的大计方面，雍王一派已经不能进行直接有效的干预。
宰相李昭德同样也被架空，留下来的狄仁杰虽然也是资望深厚，但却机锋不露，并没有李昭德那么鲜明的强臣做派。
种种迹象都表明了，皇帝李旦是打算针对朝局进行一次深层次的改革，来增加其人对朝局的掌控权。
想要获取到足够的权力，时位上的调整只是一种表象，最根本的还是军权在不在手中。比如眼下雍王一系虽然在朝中被打压的很惨，但如果李潼态度强硬一些，一定要争取政事堂的位置，朝廷必然也要做出一定的让步。
只不过，这么做对李潼而言没有太大意义罢了。放弃一些神都方面的影响力，从而换到在陕西更大的自主权，这对李潼来说是很划算的。
他也并不担心自己没有了在神都朝局中的势位影响，就会彻底的被神都朝廷排斥在外。在这方面，他奶奶一个人的存在，顶的上几名宰相加在一起的效果。
只要他奶奶对他有期许、有依仗，他四叔就算再怎么用力操作，也不能完全扫除他对神都朝局的干涉与影响。除非他四叔敢于直接搞掉他奶奶，可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就等于是撕破了脸，是逼着李潼直接发兵神都，彼此再无缓和余地。
李旦如今虽然已经继承大统，但想要行使真正皇帝的权力，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对禁军的掌控。王孝杰今次归都，最大使命应该就是配合皇帝对禁军进行整改与掌控。
这当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神都城的禁军力量、特别是南衙禁军，内中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很难梳理清楚，甚至可以说是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所以李潼在搞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把南衙禁军作为一股重要力量去统合、引用。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他不如另起炉灶，专注于北衙。
南衙的禁军体系，是建立在大唐立国根本的府兵制度上，府兵能够正常番上者逐年锐减，南衙的军事力量也在逐年流逝，最稳定、可靠的就是品子宿卫的亲勋翊三府。
但这些少爷兵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非但不能让南衙诸卫保持基本的战斗力，反而将各种浮华的世风、复杂的朝事纠葛也带入到南衙中来，使得南衙的组织力、行动力更加低弱。
对于这一点，李潼感触深刻。他旧所在任的左千牛卫虽然不领翊府，但本身就是纨绔中的纨绔，在他入事之前，连基本的骑射操练都无从保证，管理散漫、混乱有加。
而且南衙诸卫将官与朝士利害纠葛深刻，没有这样的关系便坐不到这个位置上，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后，又因为这样的关系而不能专心宿卫、不理其他。
大将战时统军出征，闲时在朝宿卫，这样的模式安排看起来比较合理，不会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拥兵自重的方伯悍将。但与此同时，也就让军事系统不够纯粹，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纠缠与渗透。
所以大唐立国以来，与皇帝关系更加密切的北衙亲军便在不断的扩大建设。高祖、太宗时，大唐军事还以南衙府兵为主。可是到了高宗时期，北衙扩军的步伐便加快了许多，左右羽林军的建设更是一个质的变化。
武则天临朝后，能以女主当国、武周代唐，单纯从军事角度而言，就是北衙已经完全具有了与南衙分庭抗礼的实力。特别在武则天高超权术的应用下，对南衙军事的分割、取舍，使得南衙局面更加糟糕。
李潼虽然猜不到他四叔具体的思路与方阵，但通过王孝杰受召回朝一事，倒是也能略窥端倪。
首先，王孝杰是戍边大将，更因收复安西的大功而稳居大唐军方的第一人，如今更归朝担任宰相，对于众多戍边将士自然就有着极大的榜样性。可见李旦对于戍边将士是有着不小的期待，希望能够招引其中一部分入朝宿卫。
这一想法也是中规中矩，边军久经战事磨练，战斗力是要稳稳超过中央禁军。李潼也是这样的想法，此前还下令诸路督军使征召卒力拱卫长安。
为上者如果对宿卫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极高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局面不够平静，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一定的威胁。
李潼感到威胁的，是担心那些关陇勋贵们跟他玩险的。至于李旦，估计就是潞王李守礼为首的一干守卫上阳宫的左羽林将士们，让他感觉寝食不安。
大唐疆域扩张，但府兵制度却已经形同虚设。虽然在边地也因地制宜组建了一些类似河源军这样有别于原府兵系统的存在，但边军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与规模。起码眼下这种状态，并不足以让朝廷立足于此，制定一个可以稳定运行的轮戍轮宿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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