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界混了几十年的诺瓦蒂埃侯爵，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明白政治宣言里面的微言大义，可以说一个词语微妙的不同就会导致意思完全相反。
作为那二十年政界的亲身经历者，诺瓦蒂埃侯爵清楚地记得，拿破仑共举行过四场重要公投，分别是1799年12月12日，这场公投拿破仑被选为担任第一执政官、1802年的公投，拿破仑得到终身执政的权力、1804年公投，决定是否称帝，前三场极为重要，可以说是拿破仑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法兰西变成他的家族产业，而最后一次公投则是在1815年，那时候复辟的帝国犹如风中残烛，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皇帝每一次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行个人之大权。
老子如此，小子当然也有样学样。
“正统性不足”，这是波拿巴家族的劣势，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波拿巴家族就会采用一个新时代的图腾，“公民投票”，以“平等”作为武器去进攻所谓的正统。
这固然是一种权术机巧，但是也是一种历史进步，至少波拿巴家族会承认，国家主权在民，而不在君，更不在神手里。
在现在，波旁王室正处于风雨飘摇不得民心的时期，而波拿巴家族势弱力微，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拾起公投武器，把自己的野心涂抹上“民意”的脂粉，以此来再次对抗正统，确实是必要之举。
很显然，王室不可能答应这样的倡议，在他们看来君权神授，把君王存在的合法性交给民众来判断和决定，不光危险，而且简直是无耻的亵渎，他们会极力否认和反对——但是他们越是如此，越会激起民众的反感。
而且，在帝国时期，虽然所谓的公民投票经常被篡改和作弊，但是民众或多或少被承认拥有政治权利，皇室虽然高高在上，但是却必须将民众视作自己的统治基础。
然而这份心照不宣的默契，在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却被打碎了，路易十八国王一方面鼓吹和解、并且宣布自己拥护君主立宪制，不想搞专制王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再次把君王和民众隔离开来。
不过和中世纪不同，这一次他不用封建血统来隔离，而是用“选举权”来隔离。
在复辟王朝时期，法律规定只有年满30周岁且每年缴纳300法郎直接税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要获取被选举权（也就是参政权），需要年满40周岁，并且至少每年缴纳1000法郎的直接税，而在1820年6月29日颁布的《选举法》当中，甚至赋予纳税最多的选民两次投票权。
这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路易十八作为大革命时代的亲历者，作为路易十六的弟弟，他明白想要再回到过去那个时代已经不可能了，他无法拥有祖先那样的绝对王权，也不可能单纯依靠世袭贵族这个小群体来统治国家。
所以他需要拉拢一部分平民阶层的精英来协助自己的统治，纳税额的门槛，就是一方面赋予贵族地主和平民精英政治优待，拉拢出一个新的“联合统治集团”，一方面将这个新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统统剥夺政治权利，以便维持国王和贵族们的统治。
在这个时间段里，法兰西只有0.2%、也就是全国千分之二的人具有选举权，有资格当选议员的人更加寥寥无几，旧时代的统治者们只是蒙上了一层名为“宪法”的面纱，吸收了极少数平民富豪作为新血补充，实际还是换汤不换药。
作为老政客，诺瓦蒂埃侯爵当然明白路易十八国王搞出这一套的用意，这位“立宪国王”表面上温和，实质上却有着狰狞的面孔，一方面用白色恐怖来恐吓国民，清算叛逆者，一方面摆出“和解”和“立宪”的姿态，行寡头政治之实。
侯爵本来就不喜欢波旁王室，对国王的这些皮里阳秋的做法更是倒尽胃口，所以越发讨厌复辟王朝，更别提出山为他们效力了。
他厌恶换汤不换药，更加用心险恶的波旁王家，但也讨厌恐怖和血腥的民粹政治，所以茫然四顾，最终他还是坚定信仰，觉得波拿巴家族才是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最好选择。
这个家族并不完美，相反是野心家和冒险家，几乎从没有真的把规则放在眼里，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有“取自于民”的开明，又有敢于流血的铁腕，能够拿出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去维护国家的问题，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的血腥混乱。
这才是值得他去效力的人。
“陛下比我想得还要精明。”看完宣言之后，诺瓦蒂埃侯爵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是的，做得太好了！我不敢跟他说的，他居然自己主动做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我们有希望了！”
接着，他又看向了基督山伯爵，然后斩钉截铁地又补充了一句，“我完全赞同陛下的意见。并且，我认为需要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要简洁有力，要深入人心，让每个人都觉得这项事业与自己息息相关。”
沉吟了片刻之后，他微微颔首，然后喊了出来。
“波拿巴，就是普选制！”
“这太对了。”埃德蒙唐泰斯深以为然。
看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之后，侯爵满意而归，他已经准备在宣言正式面世为其鼓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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