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八年，依旧是战事频发的一年。
新春伊始，突厥和吐谷浑各自遣使入朝请求互市，李渊大喜，当即答应下来，唐朝借此购入巨量的牲畜，使得历经丧乱的中原地区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和平仅仅维持了一个春天，便因突厥人和吐谷浑人的突然发难而终止。
四月，吐谷浑的党项部趁唐军疏于防备，长驱直入渭州，在襄武、鄣县一带烧杀掳掠，而在凉州，胡人睦伽陀与突厥里应外合突袭姑臧，几乎打破城池。
没过多久，颉利可汗亲率大军进攻灵州，李渊气愤难当，决定以后降格对待突厥，不再书写国书，一律改用诏书敕令。
从七月开始，突厥和吐谷浑似乎商量好了一般，一而再再而三的骚扰犯境，战火以燎原之势，迅速波及了陇右与河朔的大部分地区。
八月中旬，肃州刺史安修仁在且渠川击灭睦伽陀，朝野上下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收到了并州军在太谷全师覆没的消息。
此一战，颉利可汗对唐军布下重围，郓州都督张德政及数万唐军将士死战捐躯，中书侍郎温彦博等幸存者沦为战俘，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仅以身免，使得李渊苦心经营的北方防御体系受到了最严峻的挑战。
但巨大的牺牲与代价亦为唐军换来了转机，仅过了十数日，灵州都督任城王李道宗率部在灵州取得大胜，为唐朝扳回关键一局。
此后，代州都督蔺謩败没贺咄设于新城，霍国公柴绍退欲谷设于鄯州，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大破热寒特勤于幽州，唐军连战连捷，成功地遏制了突厥人的攻势。
而吐谷浑人后来的几次入侵，皆遭到了唐朝军民的迎头痛击，被杀得落荒而逃。
外部压力稍缓，李渊又把心思转移到了儿女身上。
十月中旬，老皇帝终于解除了李曜的“禁足令”，让她参与主持了下元节的祭祀大典。
此事无疑向世人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对明昭公主依然宠爱有加。
于是祭典结束之后，许多久未光顾明园的贵客纷至沓来，白玉楼又恢复了往昔高朋满座的盛况。
然而，李曜住惯了恍若仙境般的终南山，再回到喧嚣的尘世之中，却感到有点不习惯了。
李曜为了应付那些不得不接见的王侯公卿，很难腾出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她不禁会想：“自己是不是回来的太早了？”
呆在宗圣观的一年时间里，李曜其实过得很充实，为了把储存在脑海里的未来知识和先进理念全都记录下来，经常日夜笔耕不辍。
当然，由于有兰韶英这个替身挡着，李曜也悄悄溜出去过几次，甚至有一次还跑出了千里之外。
在祁黛双与梁元度大婚的那天，李曜女扮男装，改名换姓，化身为一个富家子弟，大摇大摆地登门送上贺礼，然后美滋滋地吃了一顿喜宴，又闹了一回洞房，这才尽兴离去。
由始至终，李曜都没有被别人认出来，直到后来祁黛双看到一张留言条，才知道明昭公主竟然亲自来过。
而李曜前脚刚回到宗圣观，就收到了钟馗和吕道济联名写给她的一封信，说他们抵达敦煌后，受到了当地文武官员和各大氏族的隆重欢迎，只是刚入住明华观的时候，他们出于谨慎，并没有立刻采纳李曜的提议来传授经义，结果很快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每天前来听讲的人很多，但有意入道者却寥寥无几。
为解决这个窘况，二人经过一番仔细琢磨和讨论，决定尝试采用李曜手札里面最为他们认可的两种办法来进行传教。
第一种办法是简化教义，把繁琐复杂的义理全部进行缩改，并减少原来门类众多的斋醮科仪。
对此，李曜在手札中特意作了相应的解释。
她认为信仰源于恐惧，恐惧源于未知，而无知正是一种极易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的思想状态。
这个时代，大部分的百姓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理解能力极其有限，可以说是无知的群体。
换而言之，只有尽量降低知识门槛，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接受道教的教义。
同理，第二种办法则是学习佛教的通俗化，将晦涩难懂的经书内容改编为浅显平易的“变文”。
讲变文需要连说带唱，按照当地的习俗，这项工作平常是由地位不高的人来担任，对于拥有法师头衔的吕道济和钟馗来说，实在有些纡尊降贵。
不过好在刺史张护是个精明人，钟馗、吕道济在他面前提起这个想法的第二天，就有两个自称擅长编撰和俗讲变文的人请求拜入玄门。
于是，钟馗和吕道济重新制定的讲经方式，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广大士庶百姓的普遍欢迎，其中尤以改编自《逍遥游》的寓言故事最受人追捧，结果不到一个月，两人就招收到了上百名弟子，俗家信众更是数以千计。
李曜看完这封字里行间透露着振奋之情的书信，不禁轻轻一叹：“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才能把道教传向全世界了。”
李曜从来不相信神佛，但不代表她不懂得如何成为一名神棍，她只是不屑去建立“太平道”、“白莲教”那种全靠装神弄鬼和耍小把戏欺骗愚昧民众的宗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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