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元军的败亡，奥鲁赤的自杀身亡突然让赵昺想到自己的革新计划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在来到这个时代后，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所谓的复国，他都把发展军事作为第一要务，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却是来自士人集团，重文抑武的观念使自己的构想难以实施。
当前国土沦丧，赵昺知道只靠士人的笔杆子和嘴皮子是难以复国的，一切还需要刀把子来解决问题。而军人的地位低下，事事都要受到士人的擎肘，这必然会影响士气，因而他计划在琼州保卫战之后，借胜利之机推出自己的改革，提高军人的政治地位，但就必然要触及士人的利益。
在前世的网络中有一种论调，这些士人不过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只会瞎**的酸儒，不听话就杀，将他们罢官，就像当年秦始皇的坑书焚儒，朱元璋的廷杖。这样的高压政策下，那些酸儒们不还得乖乖的就范，老老实实听候招呼。但是赵昺来到世界才知道，事情真要如此就简单了，士人集团绝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虽没有刀把子，却依然有掌控天下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二千年的君主政权制度实际上就是‘英雄治国’的君主专政集权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从林法则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他们一方面推行强制性缴税制度，其实这与和强盗掠夺性质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流寇”与“坐寇”不同；另一方面推行许可制、官营制，禁止公民与政府挣利，同样有着暗抢暗夺之谦。
如此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出现官府与民众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加上要权力的行政化，百姓理所当然的就陷入奴隶地位，除了寄托于晴天大老爷外就只有抗争一条路了。而阶层矛盾的化解说起来也就只有两种方法——暴力维稳与文化思想维稳。
相对于暴力，文化思想维稳的成本要低的多，也就成了统治阶级的不二选择。当然儒家学说也并非一出现就被选定，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有道家、法家、墨家……等等，而儒家最后能‘脱颖而出’即是大浪淘沙的结果，这个过程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们知道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尊重其始于汉武帝，当时流行的是城邦联盟制意识形态文化，同时多种文化思想并存，所以在政权制度安排上、政策的决策上的争论也就无法统一。是分封制，还是选择中央集权的争论；是实施地方制币权，还是中央制币权的争论；在发展工商业的上是走国营道路，还是走民营道路的争论等等。
这种思想分歧必须统一，可又拿什么来统一呢？孔子思想中，等级制思想占着主要位置，即使有点权利平等的小火花，也可以利用汉字的特别解释权给辩证过去。迫于政权制度改革的需要，故此统治者将儒家文化上升为强制性意识形态文化，用来统一思想文化认识，于是儒家成为推动中央集权制政权制度建设可以说是不二法宝，且除此之外别无二家。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属于非制度性的价值判断性文化，它的作用是调节、缓和暴力权力治理与民众权利索求之间的矛盾。且内容相当广泛，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路径被受到特别关注的时候，都可以将其归因为民族文化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学家也把它变成到处可以摸的万金油。
赵昺却明白其实用现代唯物主义观点来讲，所谓民族文化实际是一个民族社会制度发展的反映。这种反映有着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一是对社会主要阶层矛盾的调和、缓和作用的意识形态文化；二是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劳动组织体的民族文化；三是激励储备者和欠收者相互合作来实现收入流均匀化的制度性文化。
历史上君主政权通过“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来统治民众思想，不仅有利于官员之间文化思想的统一，推动官员们在思想意志上对君主的尊重。且有利于以小农家庭为主体的劳动体之间，基本权利平等最大化的推动，进一步就可以缓和政府与小农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儒家理论还有利于意识、宗教受到君主支配，从而有利于行政、法律、财政等权力的行使权向君主集中，对巩固君主制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
历史的规律证明，在长达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一旦君主政权建立起来，在向发展阶段转变时期“儒家文化”就粉媚登场，从汉唐、到宋、元、明、清，都是如此，要么宣布“罢默百家，独尊儒术”，要么是修孔子庙，将死去的孔子拉起来从新嘉封。
的确历史上也批孔和尊孔的轮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多次上演，除因为儒家文化没有形成像圣经、佛经那样的逻辑性、系统性外，君主的金口玉言比论语有时强大千万倍，政客们对孔子的美化和广大民众的思想意志有时也相差太大，这也是导致孔子的思想时出时灭，打倒孔家店与立孔尊儒的交替循环的出现。
不过大多数统治者们也意识到要维持社会秩序性的长治久安，只用行政和暴力组织的力量不仅有着靠不住的问题，而且维稳的成本会越来越大，使财政支出过重，负担困难。然而用儒家文化完成对民众思想上的统治，就可使维稳成本最小化，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能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再从历史的看，在这种态势下只要统治者在决策上不犯大的错误，通过“儒家文化”的统治都实现了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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