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蒙谭刚的事情，李新民原本打算借机发难，给宣传科争取更大职权，扩大自己的权势范围，毕竟杨树谭是他的人。
杨厂长虽然务实，但却不是只会闷头干活的老实人，手段也很老辣，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还屹立不倒。
出事后他第一时间跟上级作出汇报，表示之所以出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早就在着手整改宣传口，引起一些人的反扑，才会酿成这样的后果。
杨厂长表示这不会动摇他的决心，他会坚定不移坚持整改，坚决剔除类似蒙谭刚这样的害群之马。
就是因为他先一步的汇报重新定义了这次事故，原本是杨厂长不重视宣传工作的重大工作失误，现在却变成他排除万难坚定稳步推进的良好表现。
蒙谭刚之前被处分，反而成了他在改良宣传口的证据。
李新民晚了一步，痛失打击杨厂长的一次良机。
而杨厂长一步先步步先，干脆真的把握主动权，大刀阔斧对宣传科进行整改。
首先是将宣传科升格为副处级，部门负责人的级别也从原来的正科升为副处级，并兼任副厂长职务。
只这一招，一下子就打在李新民的七寸上！
没有永恒的立场，只有永恒的利益。
杨树谭是李新民提拔起来的人没错，但李新民不可能把杨树谭放在和他同等的位置上去。
李新民自己都只是副处级干部，他不可能也没资格把杨树谭也提拔成副处级干部。
可杨厂长身为一把手，他是有资格的。
就算最终决定权不在他这儿，他也需要上报区委，可上级领导部门绝不可能轻易否决下面国营大厂一把手的人事提案，更不会轻易插手下级单位的人事任免问题。
只要轧钢厂的程序合法合规，上面组织部下来考察干部其实只是例行流程，一般都不会出什么意外。
所以，这一个副处级别的名额，相当于拿捏在杨厂长的手心里。
而杨树谭，就需要这个名额！
这个本来就有自己小心思的宣传科科长对李新民根本谈不上什么忠诚，知道这个情况后根本不需要杨厂长拉拢，主动靠了上去，投奔了杨厂长，改弦易张。
由于之前宣传科确实不受重视，所以下面这几个股长也没有李新民的人，甚至像是李登峰和杨为民，前者是杨树谭的心腹，后者是杨厂长的儿子，跟李新民是敌非友。
这样一来，宣传科算是彻底脱离了李新民的掌控了。
一个副处级别的部门就要诞生，但这个部门却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这对热衷于权力的李新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但杨厂长占据了绝对主动权，杨树谭又背叛了他，他在这件事情上还真没什么可操作的余地。
细细一想，他唯一能打出的牌竟只有一张。
就是昨天刚入职报道的特招人才大学生苏援朝！
一个刚进厂的新人能干什么？
虽然李新民觉得苏乙是个人才，但这种级别的斗争，一个新来的小小办事员根本没资格参与！
李新民争的是副处级的盟友，争的是正科级的手下，苏乙的行政级别还差得远呢。
苏乙距离副科还有好几步路要走，有好几年资历需要去熬，何况是正科？
本来这件事李新民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
但恰好这个蒙谭刚一走，空出来的是厂报总编辑的职务。
这是个有门槛的职务，不是谁上谁都行的。
蒙谭刚这个厂报总编辑的级别只是办事员级别，空有其表。
一个办事员的职位变化本来只需要部门内部自己决定就行，根本没必要到厂领导会议这一层面去讨论。
但杨厂长既然要整改宣传口，当然不会随便抡一棍子就走，而是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才能交代过去。
为了表现自己对宣传工作的重视，杨厂长的第二步动作就是进行职权的重新划分。
他认为宣传科以前的各个股室职权划分不合理，没有侧重点，导致“一团散沙”。
他提出将宣传科现有的四个股室和原先的另一个类似科室合并为三个科室。
综合办保留原有职权，升格为正科部门。
第三个科室叫“新闻广播站”，把文艺股和广播站合二为一，成为一个科室。
杨厂长还是一如既往的务实，他认为什么文艺汇演、体育活动之类的“玩闹闲事”随便搞搞就行，宣传工作的重点还是政策宣讲和新闻广播，他认为应该更重视厂报的作用，决定改版厂报，厂报的重点要向严肃性侧重，不能再像以前写两句歪诗，写不痛不痒的小故事就应付差事。
因此，这第三个科室的工作重点就是办好厂报，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优势。这个科室的负责人，也必须同时是厂报的总编辑。
这个总编辑谁来当？
最合适的人选竟然是沈红彦！
沈红彦本来已经定好了半年后退休，享受正科级待遇的退休金，也就是说，沈红彦科级待遇是已经确定的，任命他为这个新科室的科长，就不用考虑调动其他科的人或者重新从下面提拔干部。
更重要的是老同志做事稳重，这个备受重视的科室交给原本就有这方面经验的沈红彦也更能让人放心。而且沈红彦本人也特别愿意在正科岗位上多干两年延迟退休，这样的话，两年后他的退休待遇说不定会变成副处级，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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