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白银一直是主要的货币材料之一。“银”往往代表的就是货币，而“行”则是对大商业机构的称谓。把办理与银钱有关的大金融机构称为银行，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洪仁轩所著的《资政新篇》。
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说出银行这个词，不要说博学多才的王猛、卢湛，就是在场的六人没有一个人理解何谓银行。叶不凡知道这下不由自主的又闯下祸了，为了避免被王猛一问到底，叶不凡不等王猛等人发问，就解释道：“银行者，钱庄也。就是指国家将兼营货币保管、收付、结算、放贷等业务，这时货币兑换业。”
王猛道：“虽然秦国必须开设自己的铸币厂，但是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吗？”
古代，中国人有钱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一种是商人，那个时代商品交易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银作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币种，更多的时候都是以实体银来易物。当到了宋朝时候，随着商业的发达，商品交易数额也越来越大，携带大量的金银一是不方便，二来是不安全。随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纸币，谓之交子。
叶不凡听了王猛奏言眉头一皱，解释道：“以前都是苛政，百姓收入只是勉强过得温饱，根本没有节余，市场购买力十分低下，现在秦国施行仁政，百姓收入不仅可以吃饱，还会有节余，有节余的粮食，他们会拿出去换钱，用来买其他生活必需品，这样以来，交易的类型和物品就会逐渐多起来，市场繁荣了，国家自然兴盛，虽然政府所收的农粮锐非常少，国库空虚，但是随着市场的繁荣，国库可以收入更多的商业税，这样国库就会渐渐充盈起来。为了增加市场繁荣，同而也增加国库收入，制约商业发展钱币交易，所以成立发展国有银行，势在必行。”
叶不凡可知道秦州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区，物产丰饶，经济发达，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城镇。如果利用好了，这可是块宝地，兴奋道：“要想让国富民强，光发展农耕不行，必须同时发展。规模的商业。要想富，先修路。”
叶鲲点头称是，心想秦王足智多谋，天下少有，乃文武全才，世人向来看不起商人，但是唯独秦王知道商人的作用。
这时叶不凡接着说道：“另外修水利之事要尽快，发动赦免奴隶身份的百姓开垦荒地，鼓励农耕，明年来春便大规模耕种，屯田开荒，为大军储备粮草，秦州依靠六十万百姓，养活十几万大军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军队也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才行。
工部尚书庞泽则是提出一些兴田、筑渠、修路的方案，以及最近要在郡县动工的大工程，当然上邦秦宫也在这些大工程之内，庞泽便将宫廷礼仪、内宫建设等罗列了出来，他在工部框架很细节方面管理井井有条，让叶不凡也刮目相看。
六人又商议一个时辰，将设立翰林院（太学）的细节，以及成立大秦银行的一些细节问题。最后还是有皇“宗亲”户部尚书叶鲲提出，恢复百姓言论和学术的自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叶鲲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御史大夫董仲舒提出来的，对当时巩固政权，稳定人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也造就了汉武盛世，所以臣肯请大王，在秦国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只是叶不凡来自二十一世纪，有了更好的法制与仁政集合，依法治国，要不儒术更管用吧。叶不凡想了想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不会有些偏激，毕竟治国不是只靠一家理论就行，外交家、纵横家、军事家、法律家、家等等，三百六十行，何止百家理论，一旦全部废除，社会谈何进步？王丞相，你有何看法？”
王猛不慌不忙，认真答道：“据《春秋》记载，天人相应，国家如有乱事出现，上天会用灾害怪异进行警告，但只要不是大无道的时代，上天是愿意扶持天子的，不过天子要强力勉励于行道，所谓道，事循着它的走向治的路途，仁义礼乐，乃是推行道的工具，而不是主旨，目前秦军在秦国之地发展不是长久之计，地理有限，人才也有限，过早推行儒术，只会使大秦维持稳定的现状，却不能迅速崛起，有吞并天下的势力，现在百废俱兴，所有政策和律法都与以往朝代不同，这就是变革，而在变革时期最重要的不是礼化教义，而是法政结合，约束所有人必须遵守，这样新政才能推行下去，只有等秦王赢得江山之后，再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迟。”
作为江南士族的叶鲲并没有像其他士人反咸叶不凡，虽然叶不凡做出许多针对削弱士族权利的政策，但是作为秦国国姓的皇族，叶鲲理所当然的认为打压其他士族无可厚非，只要叶家子弟可以光宗耀祖，这就足够了。必竟自私自利是士族的秉性释然，只是作为儒士，心中却难以释怀。虽然看着秦国也是儒家当权，从丞相到六部尚书，七个一品大员，其中五位算是儒家。但是让叶鲲不安的是，不光王猛、荀绰、裴宪这些叶不凡的元老重臣，离儒家越来越远，就是新进加入的羊固、羊曼、卢湛等人也越来越离儒家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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