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义瓷刻技艺高超，自成一派，但毕竟不是给戴国宝叩首斟茶的弟子，所以程培初所说的“戴国宝作品为祖师爷作品”，是不正确的。
他很快意识到不对，想要往回收，而李承说出“不是门徒胜似门徒”这句话。
能在瓷刻这个冷门行当遇到一位知音不容易，程培初和李承聊得很开心，再加上李承与那位一直不说话的年轻人都很爽快，没还价，直接拿走五件瓷刻作品（戴俊也买走一块），让他兴致大发。
听到李承邀请他去吃茶，没怎么迟疑，将剩下几件货品和工具，收拢到一只木箱中，又将床摊折叠起来，和小方桌、座椅什么的垒在墙根，盖上塑料布，背起木箱，就跟着李承几人出发。
中海的茶楼多，往前几步就有一座“望月阁”茶座。
得知李承来自侠州，西蒙夫妇来自闲城，程培初算不上太惊讶，中海是个大城市，世界各地来客多了去了，他只是有些吃惊，一个侠州人，为什么会对瓷刻这行当这么熟悉？
“我的琢玉祖师孟敬斋，羊城人，当年对瓷刻也很感兴趣，所以知道些旧事。”
这自然是李承的借口，程培初没怀疑，琢玉与琢瓷，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杨派的琢瓷技术，有很多源自琢玉技术，譬如杨卫义杨老的浅雕。
一壶清茶，李承与程培初闲聊起来。
通过和程培初的闲谈，李承大概捋清楚瓷刻的建国后发展历程。
瓷刻技术，在建国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挺辉煌的。
1956年，中海工美研究所成立瓷刻研究室，杨卫义和陈智光两位大师都在研究室任职，各自教授学徒。陈老是正统瓷刻技艺传人，而杨老则在艺术表现力上似乎更胜一筹，又是同行……
双雄并立，为“杨派”和“陈派”之争，埋下伏笔。
在陈老生前时，瓷刻研究室一直以陈老为主，杨派多少受到一些压制，包括人事任命和艺术风格的倡导，陈派大行其道，创作出不少佳作作，与北派朱友麟作品竞争国礼资格。
“杨陈之争”，在六十年代陈老去世之后，达到顶峰，个中对错，连程培初自己也说不清，与时代特性有很大关系，反正挺残酷的。
杨派翻身，浅浮雕瓷刻风格，替代断点素描风格，成为中海瓷刻主流，杨派创作出《成昆铁路》、《亲人来到大寨村》等瓷刻作品，场面宏大，山水、景物、人物相互穿插，层次丰富，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很受欢迎，一举将陈派风格压下去。
这只是艺术风格上，另外还有人事任命上……
杨卫义一共有四名传人，分别是杨老的哲嗣杨长乐，衣钵弟子朱溜生，另还有仇依群、徐益民。程培初就是朱溜生大师所带的学生。
回忆过去，程培初有些伤感，李承同样靠在卡座上不说话，他也有些感慨。
多好的一门弘扬丝国瓷器创新精神的技艺，被岁月整垮了，当时那些“大家”们的心思，已经不在宣传和扩大这项技艺，不在考虑它的市场，而更多的却用在“内耗”上，用在“逢上”，忘了一门技艺想要生存，必须扎根市场、扎根民间的根本所在。
弄得现如今这般惨样——如此精巧、隽永的瓷刻工艺，在大街上摆摊，却无人问津！
这恐怕是瓷刻技艺发展史上，最大的悲哀吧。
既然遇上，既然欣赏，那就想办法让它重焕生机！
想到这，李承双手交错搭在茶桌上，看着程培初，“程老师，您还能联系上多少同门师兄弟？”
“您找他们……有事？”程培初不太爱说话，可不等于傻子，早就意识到对方请吃茶，并不仅仅只是“志同道合”。
“是的，找他们有重要事情！”李承指指另一侧的西蒙说道，“我和西蒙都是做瓷器生产的，在闲城、北羡还有和国有自己的窑口。”
“我俩决定，邀请您和您的同门师兄弟加入我们的瓷器工坊。我们会专门为你们的瓷刻设置创作室，专门为你们的创作开制窑口，定烧你们需要的瓷坯……让我们一起，把瓷刻这项精妙的丝国瓷艺，推广到全世界。”
“您……有兴趣么？”
程培初一哆嗦，这提议太突然，比天上掉馅饼砸中脑袋还突然。
“我……我……”一时间，他不知该如何判断，得找师傅问问。
留下联系方式之后，程培初满腹心事的先行离开。
“威尔斯，谈得怎样？答应了么？”刚才一直是李承在交流，西蒙盲听，他对结果很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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