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公路上，司令、军长、师长追踪打闹。
一会儿整队齐步走，一会儿从路边捡根树枝当红旗或扛在肩上当枪，累了坐下聊天。海阔天空，欢声笑语，看上去真有那么点“无忧无虑”。
这跟带嫌犯去指认现场差不多，要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
交警前后路口设置路障，机动车辆绕道而行。十几个民警换上便衣，骑电瓶车或步行一路跟着，发现行人围观立即上前劝阻，帮他们“清场”。
三辆悬挂地方牌照的车，一辆负责指挥，一辆负责摄像录音，韩博和周素英坐在中间的商务车上，负责观察及“场外指导”。
曲聪开车，身边没外人。
老宁探头看看前面的指挥车，嘀咕道：“韩博，你是领导，你去BJ见过大世面，你说我们公安这么混成现在这样。案件正在侦查阶段，家属就开始告状上-访，搞得局领导焦头烂额，搞得跟犯过多大错误似的。”
“不理解？”
“让我怎么理解，想当年我们当派出所长时什么样，说一不二！你最有发言权，你搞那么多次行动，打击过多少人，说抓就抓，说罚就罚，他们也就是在背后叫你‘韩打击’，哪敢叽叽歪歪，哪敢到处告黑状。”
当时经费紧张，不过当时公安比现在有威信。
现在人看见公安不怕，当时的人被公安找上门或被带到派出所腿真会软，不管有没有犯事。
1990.12.26案中的张兴宝不是普通老百姓，不仅在市委小车班工作，退伍前甚至上过战场打过仗，可一想到公安就怕，以至于隐瞒重要事实那么年，为自证清白甚至主动要求调入公安局。
犯罪分子担心被公安严打，没犯罪的人担心蒙受不白之冤。换言之，当时群众的那种怕，当时公安的威信，是建立在许多“不规范”基础之上的。
“韩打击”已成为历史，现在不可能再出现，要是再涌现出一批“韩打击”、“王打击”、“李打击”，那无疑是一种倒退。
“宁局，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连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都在增强。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中，也越来越注重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不能再跟以前一样，必须与时俱进。”
韩博遥望着跟小单玩得正欢的张大勇，不无感慨地说：“以前怎么破案的，有口供就能破案。唯口供破案还是破案么，刑-讯-逼-供与犯罪何异？所以原先那种等待审讯结果，再去外围印证的做法必须转变。”
“零口供办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不能因为难而不去做。”
正准备跟老朋友推心置腹谈谈，手机突然响了，冯进程打来的。
“韩支队，嫌犯亲属果然作了伪证，在铁的事实面前，张大勇父母承认铁锤是他们家的，承认之前没说实话。但依然坚称张大勇不可能杀人，说什么锤子已经不见很久了，肯定是别人偷走杀人，然后栽赃嫁祸的。”
意料之中的事，不过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
韩博挂断手机，周素英突然道：“韩支队，案件查到这份上似乎已经水落石出，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凭口供或其它单一的证据就认定张大勇杀人。”
来安乐做什么的，现在又是在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是在想方设法证明“武疯子”杀人。
不能先入为主，不能犯旬丽案专案组当年的错误。
韩博沉思了片刻，抬头道：“杨二根确实无意中教唆过，案发前三天，被害人开车时也可能溅过张大勇一身水。但这不能作为杀人动机，因为时隔三天是一个重大疑点。他不是普通人，他是精神病人，存在智力障碍的精神病人，要报复早报复了，不可能等三天，更不可能精心策划，不可能有预谋地去杀人。”
周素英点点头，一起分析道：“昨天的许多事他今天都想不起来，三天时间对我们来说很短，对他来说既短也漫长，有可能记仇。同样可能遗忘。”
“也不能排除无意中遇到被害人，想起被害人溅过他一身水，脑子一热，把被害人当成‘资本家’消灭的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政委，什么意思？”
“他具有一定暴力倾向，也确实毁过物伤过人，但那是在发病期，且杀人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事。”
老宁反应过来，一脸惊诧地问：“周政委，你是说他现在没犯病，他现在很正常？”
“昨天不敢确定，现在可确定他不在发病期。从案件材料、看守所同志介绍和昨晚走访询问情况看，他这一个多月病情还是比较稳定的，神智相对清晰，有一定自控力。”
“难道真有人栽赃嫁祸？”
“精神病不是其它病，精神科医生全靠经验分析或排除，说白了就是猜的。”案件不清，事实不明，这个精神鉴定周素英不打算作。
他们绞尽脑汁分析案情，张大勇突然想起一个地方，指着路南一条小河边的闸口兴高采烈：“司令，军火库，军火库！”
闸口边有一个小平房，平房上一台变压器，平房下面一条水渠，变压器上没电线，水渠周围杂草丛生，应该是一处废弃很久的防汛抗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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