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和子女可以随任，父母和直系亲属可以去探亲，晓蕾打算跟我一起过去。”
“行政级别呢？”
“还正处，我提正处才几年啊。”
“工作关系呢，过去之后算外交部的人，还是算公安部的？”
“人过去，工作关系不转，相当于借调，任期结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不是第一批，98年部里就向向中国驻美使馆派出联络官。这些年已经向二十几个国家的二十几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40多名联络官。”
既是警察也是外交官，这个机会不是什么人都有，这个金镀回来可了不得。
黄忠海打心眼里替他高兴，但想到南非的治安，又不无担心地问：“韩局，你是一个人去南非？”
“嗯。”
“那边治安不好，很可能枪支泛滥，你一个人过去，又没执法权，甚至连枪都不能配，工作不太好开展啊！”
韩博点点头，凝重地说：“在南非的华人华侨大概有30多万，主要来自闽省、东海、东广和浙省，大多以开店铺为主，这几年也有大型的中资企业过去发展。针对华人的犯罪主要包括谋杀、敲诈、抢劫在内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前不久发生过一家几口被残杀的恶性案件，同胞们人心惶惶，不太好开展也要开展。”
“明知道非洲那么乱，他们还要过去！”
“他们虽然身在国外，但大多依然是中国公民，而且他们开店铺做生意，批发零售的全是中国货，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为国家创汇，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在海外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话是这么说，关键你一个人工作怎么开展。”
“在国内要依靠群众，在国外一样。发动当地的华人华侨，团结当地的商会侨社，开展安全防范方面宣传，动员他们团结自保。再说在那边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大使、参赞，没警务联络官的时候，使馆一样想方设法给当地华人提供领事保护。”
人家是高升，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人家会以为你咒他呢。
这个话题再聊不合适，黄忠海打开小礼物感谢了一番，饶有兴趣问：“韩局，听孟书记说你这次劝回四个嫌犯，他们逃都逃出去了，回来就要接受法律制裁，你是怎么把他们劝回来的？”
“原因有很多，一些人觉得有点钱，跑出去能享受荣华富贵。但跑出去才发现，根本不像出去之前想像的那样。既担心我们公安机关会更当地警方进行国际司法合作，一些逃到治安不好的国家的嫌犯，还要面对很现实的人身安全问题。”
“他们一到国外就处于恐惧中，不光恐惧还很寂寞。当地可能有老乡，但去找老乡就要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他们是通缉犯，背着一个逃犯的名声，遵纪守法的老乡谁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回想起过去一年多的经历，韩博会心地笑道：“我劝回来的第二个嫌犯，在国内是比郝英良更风光的一个人物，跑出去之后只能靠体力劳动挣钱，在一家血汗工厂打黑工。水土不服，经常生病，生病一样要干，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真不如回来坐牢。”
“他的钱呢，他没带钱出国？”
“带了，而且不少，一到国外就买了一套房子，结果没住，当地的黑社会就找上门抢劫，持枪抢劫！现金全被抢走了，他还不敢报警。劝返的第二个嫌犯胆子更小，虽然有钱，但钱都在卡上，不敢去取。吃饭也是趁人少的时候，去超市买点东西，一吃吃好几天。”
“赃款好追吗？”姜学仁对此同样感兴趣。
“追逃和追赃是一体化的，原则就是‘追逃、追赃并重’，在追逃的同时追赃工作也在不断地推动。具体到追赃的金额，这个比较难统计。因为有的嫌犯，人虽然逃出去了，但钱并没有全部带出去。”
很难说东萍市将来有没有嫌犯潜逃到国外，韩博很乐意跟战友同事分享这些经验，接着道：“但追赃的难度和程序，跟追逃完全不一样，比追逃要复杂。追逃，只要是人就一个长相，有体貌特征和信息。
追赃就不一样了，一是各个国家执法机构对于追缴赃款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操作的规定各不相同，几乎每一个案件的追赃工作都要临时地去研究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这就使得追赃的过程非常漫长。
另外，追赃的证据要求也非常高，资金的流转，不像人员流动那么特征明显。我们这次追赃相对容易，因为突破口是从地下钱庄打开的，一共转出去多少我们早就掌握了。如果之前没掌握，连线索都很难找到，没有痕迹。
还有一些是通过项目等所谓正常合法的手续，走的是正常的银行渠道，这就要证明这笔钱是他的涉嫌犯罪所得，一些国家对证据的要求特别高。所以不管客观原因还是案件原因，追赃都要比追逃滞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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