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真的是朱翊钧发菩提心，尝试解决溺婴问题获得了福报。万历七年年底，庄静嘉梅开二度，终于为皇帝生了嫡长子，因怕夭折，暂时未起名——但给了一个洛郡王的封号。
皇长子兼嫡子的诞生竟然没有直接封亲王，也给宗室改革的相关方做了榜样。至于皇帝继承的问题，朱翊钧评估了本时空自己的身体，认为暂时不着急。而且，这个问题要在帝国实施政体改革的时候一并解决。朱翊钧判断，将来少不了一番龙争虎斗。
洛郡王的诞生，朱翊钧没有大赦天下，仅接了众臣和各藩国的贺表、礼物，并颁下赏赐予以祝贺。并下诏对于日后赦免的条件进行了规定：
除两宫太后和皇帝身体有恙，需要大赦予以祈福之外，其余册封皇后、诞生皇子，设立太子等情况，朝廷将不再大赦天下。
按照皇帝给两宫的承诺，在皇后确认怀孕后，朱翊钧开始让后宫嫔妃雨露均沾。因为医学院已经研究明白女子怀孕与生理期之间的关系，后宫尚仪局对皇帝所御嫔妃做了相应的安排，结果出乎意料的好。
不到三个月，宜妃被诊断出喜脉。随后捷报频传，王昭妃、张端嫔、李敬嫔、陈淑嫔先后怀孕，让两宫太后以为活在梦中。
朱翊钧一改孝宗以后皇室子嗣艰难的颓势，天下臣民大多欢欣鼓舞。尤其勋贵众臣见皇帝如此能干，无不喜动颜色——贺表雪片似来。
历朝历代，皇帝的家的子嗣都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天下能否稳定，太平能否持续的头等大事。因此，一个具有很强生育能力的皇帝是很值得表扬和鼓励的，而朱翊钧一口气让这么多妃嫔怀上龙种，简直是皇中表率，帝中精英。
......
万历八年初，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并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方案。总理内阁大臣张居正请旨，朱翊钧允准，在全国推开一条鞭法。
在变法之初，张居正就指出，一条鞭法的顺利推行取决于清丈土地和重新编户的成果。
万历六年开始的全国清丈和编户，在朱翊钧的大力支持下，以严刑峻法为约束，终于在万历七年年底全面完成。
本次清丈和编户，共在全国清出新增土地九百万顷，是原时空清丈成果的三倍；全国人口统计数最终落在一亿六千九百万，比原时空多出近一半。
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其实与朱翊钧掌权后几年来有意识的消除相关阻力分不开。
对于清丈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朱翊钧并未像原时空的万历那般，让张居正抱着“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毅力来与天下为敌。
在对全国进行了阶级分析和政治势力详细调研的基础上，朱翊钧几年来先是在江南打击士族，以“松江奴变”为引子，对过度占有土地和隐瞒户口的士族进行了严厉打击。
以徐阶为代表的江南缙绅，被皇帝一连串的手段打的晕头转向，而且报纸的兴起，更是剥夺了缙绅在士林清流中的话语权，让他们的抵抗完全没有掀起浪花。
而皇帝和张文明的先后遇刺，更是给朱翊钧强力清理、压制缙绅以正当性和口实。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南北缙绅，对于朝廷清丈的诏旨，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接受程度完全出乎张居正的预料。
而对于勋贵占地和隐瞒户口，朱翊钧则采取了赎买的办法。盐场拍卖，以土地换积分的政策，将勋贵的土地收割大半。随后，朱翊钧放风勋贵，让其中大地主将注意力放到海贸上，以英国公为代表的勋贵又吐出了大量的土地。
对于最难啃的宗室，朱翊钧利用宗室改革，大棒加胡萝卜一起上，土地问题解决的也相对较好。
这三方，就是原时空对清丈和一条鞭法抵触最强烈的三股政治势力。被朱翊钧一番操作后，清丈工作开展的非常顺滑——就算其中有一些杂音和抵抗，也是局部问题，并未引起全局的波动。对于这些小问题，张居正手段齐出，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在朱翊钧看来，开启了殖民地模式的大明，人地矛盾将来会得到极大缓解。至于现在为什么不更进一步跨到“乡绅一体纳粮”，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方面，经过测算，在全面清丈和编户之后，朝廷全面加强了士人免税额度的管理力度，“乡绅一体纳粮”所增加的赋税寥寥无几，与朝廷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完全不成正比。
其次，“乡绅一体纳粮”主要是在朝廷管理效能低下的情况下，用一刀切的方式收税。这与朱翊钧将来用免税手段调节社会管理的目的相悖。而且更重要的是，本时空的一条鞭法其实已经比原时空进步——士人的免税是以退税的形式实现的，也就是他们先交了赋税，然后朝廷按照其免税额度予以返还。
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政策好像是脱裤子放屁，本时空除了王国光等寥寥几人外，几乎没人看得懂这是什么神操作——好像除了增加基层工作量之外，没有什么用处。
但税务处长出身的朱翊钧深知，这绝非多此一举。先交税后退税的政策，最主要的功能是将“赋税人人平等”这一概念深入人心，让所有人都养成交税的习惯；其次，将来随着财政松紧变化，可以随时调整退税的范围和税率。到那时候，这些退税过程中留下的数据和资料，将极大的减轻新税征收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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