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终于见到了韩非，见到了这位名扬千古的法学大师。
韩非五十出头，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相貌普通，高贵而削瘦的身体里透出一股坚强和刚直，他有一双睿智而忧郁的眼睛，这双眼睛让宝鼎仿佛看到了历尽百年沧桑的大河，人生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在这条大河中翻滚咆哮，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尊崇和敬畏。
宝鼎行拜师之礼，当他喊出“师傅”这两个字的时候，感觉有些恍惚，有些不真实。韩非是我的师傅，我的老师，我的教授？
韩非古井不波，静静地坐在锦席上，脸上带着一丝矜持的浅笑，仿若一泓万年秋水，又仿若一片火红色的枫林，让你徜徉其中，看不够，读不够，品不够……这一刻，宝鼎仿若置身于广袤苍穹之下，深深陶醉于那醇厚而幽邃的博大。
“先生，寡人这位王弟如何？是不是可堪造就之才？”秦王政恭敬地问道。
“善。”韩非微微颔首，言简意赅。
秦王政又说道：“寡人这位王弟出自蛮荒，年少顽劣，虽天赋异禀，但骄傲自大，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言行举止更是粗鄙不堪，请先生务必费心。”
“善。”韩非还是一个字。
秦王政继续说道：“寡人这位王弟勤奋好学，可惜没有一位好师傅给其正确的教授和指正，致其误入歧途。寡人请先生授其显学，务必让其尽快走出歧途，重返正道。”
“善。”
宝鼎斜瞥了秦王一眼，心想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误入歧途？大秦自秦孝公变法开始，历代君王坚持“以法强国”，成绩有目共睹，但此策合适一个王国，并不一定合适一个帝国，为什么你就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想一想？
不过话说回来，变法革新的难度之大，危险之大，远非一个小贵族所能想像，也不是一个大王就能着手推动，再说大秦的国策最终让大秦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它的威力有事实为依据，这时候不要说秦王政认为它无比正确并坚持下去，整个秦国上上下下也是一样。只有等到危机爆发了，帝国岌岌可危了，他们才会重新审视现行的国策，才会考虑到变法革新。
宝鼎前世市井小民，今世虽为贵胄但接触权力的时间太短，他的思维依旧局限在一个“小民”的高度，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治理一个王国的难度，根本没有想到变法革新将给王国带来怎样的动荡。变法革新的实质就是王国利益的再分配。一个王国的利益就那么多，各个阶层都要占据一部分以维持生存，你多了他就少了，博弈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宝鼎有理论知识，也知道这些道理，但他没有实践，尤其没有治国经验，他从一个市井小民突然重生到了一个贵胄公子身上，抱着良好的愿望，甩开膀子想大干一场，太理想化了，但年轻人嘛，当然有理想有激情，一个大时代的变迁就要靠理想靠激情，靠年轻一代劈波斩浪，否则最终都将被汹涌澎湃的大潮所吞噬。
“寡人这位王弟最近上了一道奏议，在官学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革思路，请先生指正。”
秦王政拿出一卷竹简递了过去。韩非接到手中，展开细读。
这是宝鼎在蓼园穷尽心思想出来的一个在他看来切实可行的官学变革方案。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唐仰、司马昌两人，请他们斟酌文字，拟制了这道奏议。
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以“法学”为官学，兼兴各家显学，创建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把咸阳打造成中土的文化“圣地”。
这其实就是仿造齐国的稷下学宫。齐国的稷下学宫“不任职而论国事”、学术氛围轻松而浓厚，思想自由奔放，各个学派并存，百家争鸣。其兴盛时期，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们不论学术派别、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如何，一律可以自由发表见解，真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髓。中国自秦以后各种文化思潮的源头就在稷下学宫，比如儒学、阴阳五行学和黄老思想等等，其发源地都是稷下学宫。
像稷下学宫这种类似于后世综合性大学的机构，其实具有学术、教育和政治三大功能，它既可以进行学术研究，又可以将知识和文化广为传授，同时又可以给朝廷提供官员，给王国提供国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当智囊的作用。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自秦统一天下之后，始皇帝把“法治”的弊端推到了极致，他和一帮公卿大臣们不遗余力地扼杀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毁却了稷下学宫，甚至焚毁了关东六国的所有历史纪录和诸子百家的所有书籍，而目的无法一个，推崇“法学”，禁锢学术思想。
谁让始皇帝这么干的？又是谁怂恿始皇帝罢黜诸子百家的？就是李斯这些所谓的法学大家，而这些打着“法学”旗帜混迹于权力中枢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干？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在统一的大前提下，官学也要统一，进一步发扬和推广“法学”。而见不得人的理由又是什么？很简单，利益驱动。学术多了，士人多了，最终大家都要挤上“入仕”这条独木桥。官吏的数量有限，一旦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学派之间的“厮杀”就非常惨烈无情了。帝国的这些出身法家的公卿大臣们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不允许其它学派抢自己的饭碗，毁自己的功名，于是一场借助“权力”扼杀学术文化的惨祸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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